资中筠：清华园里曾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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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杂烩究竟对我起了什么作用，实在也说不清，那时还不懂得用某一个标准和理论来批判、选择，大约是未免泥沙俱下的。不过养成对书,特别是对图书馆的特殊感情是真的。

每晚坐到闭馆(大约九点或十点钟)，然后恋恋不舍地回宿舍。宿舍十点钟熄灯，决不通融，许多同学都备有油灯，一灯如豆继续读书，到夏夜灯罩上布满扑灯自焚的小虫，看书看累了数数虫子也是一趣。

那种"开夜车"纯属自觉，决非为应付作业或考试。平心而论,文学院的功课比起理工科来是比较松的，或者说弹性很大,考试不难应付。主要是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在课堂上信手拈来,旁征博引,随时提到种种名人、名言、佳作、警句.乃至历史公案，像是打开一扇扇小天窗，起了吊胃口的作用，激发起强烈的好奇心，都想进去看个究竟，读到胜处不忍释手,只好挑灯夜读。(也许我有幸遇到的都是好老师,自小学开始,享受到的读书乐远远超过读书苦,似乎很少有时下学生负担过重叫苦不迭的体验。)

到了四年级,因为要写毕业论文，开始享受可以入书库的特权。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淡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自以为是登堂入室了(现在想来当然是不知天高地厚)。

同时又有一种挫折感：这一片浩渺的书海何时能窥其万一？不由得心中默诵"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惊叹两千年前先哲的睿智。从此以后经常发此感慨。

但是说实在的，那种感慨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之作，明知"'殆而已矣",却不妨碍我孜孜于"以有涯逐无涯",乐此不疲。

那时图书馆的地位是很高的，馆长多为名教授担任。例如胡适之、李大钊曾主管北大图书馆，这一事实之为众所周知，恐怕同中国革命的历史伟人与之发生联系有关。而潘光旦曾任清华图书馆馆长大约现在很少人知道或记得了。

我对此事印象深刻是因为有一次，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潘先生在学生集会上讲话，其中说到他抽查了一下图书借出情况，发现最多的是"中文一白话一小说"(他说时每个词都顿一下,加重语气)，说明现在学生有多懒，光看小说不说，连文言、外文的都不看，怎么得了。

他讲这段话时很激动。

我没想到,潘先生管图书馆一直管到同学借书。直到多年之后从回忆他的文章中读到他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那次讲话陡然浮现在脑海中，似乎感受到了当时没有体会到的深切的忧思。他忧的是学生不读书，不读要动脑筋的书——怎么得了!当然他没有想到以后种种。

彼时的清华园决不是田园诗般的读书胜地。

我在校的年代刚好跨越解放前后，前期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然后迎接解放，后期思想改造运动、镇反、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土改……

整个期间经常听到被引用的是"-一二九"运动时蒋南翔的名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

在那敌寇压境，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这句话曾唤起多少热血青年投笔而起,走出书斋，走向街头，奔赴战场！

而从那时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总是处于动荡多事之秋，校园内的书桌似乎从未放稳过，投笔从戎，投笔从政者陆续不断，《可读书》一文说到清华多出大官恐怕也与此有关。

余也不才，总是眷恋那读书的生活，但是并非没有受到时代的冲击。记得在抗美援朝运动高潮中，我正从钱钟书先生做毕业论文，题目属于比较文学领域，我是班上唯一选此类题目的，能得钱先生亲自指导当然是毕生的幸运。

但是当时气氛决不容我安坐图书馆，埋首故纸堆。

我也着实痛下决心放弃这一切，坚决报名参军。尽管未被批准，我的论文计划和校园内轰轰烈烈的气氛已很不协调，一位同学在图书馆见我翻阅那些书，责备说，你还看得下这样的书！

令我汗颜不止。

按照原来的框架做不下去了，只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至今想来愧对老师，但是当时老师还是很体谅，宽厚地给了一个高分数。

2

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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