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与变化：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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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生育

现在我们也许认为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减少是一个显而易见并且必然会发生的社会问题，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似乎用力过猛。可是当时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的提出，却顺应了那个时代限制生育的主流意识形态。 回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人口增长是有敌意的。甚至直到90年代初，我们也依稀记得许多媒体常常说到人口爆炸对经济和自然资源造成的恶劣影响。这许多论调是基于Coale 和Hoover (1958)的工作。他们改良了马尔萨斯的理论，认为低收入国家（以印度为例）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这些国家人口的死亡率大幅下降但出生率却居高不下，从而提出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是国家贫困的原因。具体来说，家庭疲于生育下一代而鲜有存款，不会投资其他生产活动，年轻人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加剧不同宗教种族的冲突，政府难以获得足够的税收进行基础建设，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等等。所有这些，都会使这个国家陷入贫困。

有趣的是这些论证仅仅是用来针对低收入国家的。鉴于英国在经历工业革命的成熟和经济大幅增长前后反而经历了人口的增长，即使是马尔萨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负向关系在有些时候并不成立 (第六版Malthus 1826, III)。然而，世界人口大会在20世纪80年代前定下的基调都是限制生育。在1954年和1965年的会议上提倡以医学手段（例如避孕和流产药物）为主的方式在低收入国家推进计划生育。在1974年布加勒斯特的大会上提出了“经济发展就是最好的计划生育”的口号，提倡用多种手段推进计划生育。中国和印度也顺势推出了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到了1994年的开罗大会上，性别平等、生育健康、女性教育成为了新的管理生育的手段。在许多国家，虽然在计划生育的干预下出现了生育率的下降，但却依然没有发生经济的起飞。 另一方面，无论经济发展的水平如何，大部分国家都先后进入了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有所下降的模式，这类现象被归纳为“（第一次）人口转型”。

第二次人口转型

人们发现出生率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个“低”一般是指总和生育率低于或远低于2.1。同时，在这些国家也出现了结婚率的下降或者婚姻的推迟，离婚率的上升，同居的普及等种种与传统家庭模式相悖的现象。 第二次人口转型的理论针对这些现象提出社会发展会转变人们的观念，弱化婚姻家庭对个人的重要性 (Lesthaeghe 2010, vande Kaa 2002)。 尤其重要的是肯定了女性拥有了和男性平等的教育以及就业机会之后会通过寻求职业成功等方式来自我实现，家庭和生育因此不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 与之呼应的是Becker (1974, 1991)的新家庭经济学模型也提出 生育对经济能力强的女性来说需要付出的代价或机会成本太大，因此赚钱能力较强的女性会有较低可能生育子女或生育较少的子女。 这些理论都用来解释为何伴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出现家庭这种社会体制的衰退和生育率的下降。（更多关于第二次人口转型的理论和生育成本的细节可参考许琪老师2016年5月份的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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