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小政治”与中国法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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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意识有了，不过权利的实现仍然遥远。老百姓对实现这种权利的期待之高毋庸置疑。这就是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出台以“法治”为核心的治理改革方案之后，中国社会大受鼓舞的社会背景，人们从中看到了法治社会的大方向。当然，“法治”这一改革和发展方向的确立表明，执政党已经意识到了“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最有效方式。

人的权利的实现，每进一小步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大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和人的权利的实现密不可分。今天很多人把实现发展权，视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议程，这并不那么确切。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府的确把工作重点，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但就制度建设而言，真正具有意义的便是法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改革是法制建设为主，经济建设为辅。邓小平、陈云、彭真这一代领导人，把法制建设提高到执政党的最高议事日程。

结束文革“无法无天”的日子、平反之前的冤假错案、法制建设十六字（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等，为当时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乔石委员长力主的“法治”写入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十八大四中全会更进一步，执政党专门召开一次全会来讨论法治建设，并且把法治建设提高到最高的议事日程。

为何法治实践的进步那么艰难

但是，就法治实践而言，为什么进步那么艰难呢？尽管法治建设既关乎执政党及其政府，也关乎社会，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中，执政党及其政府无疑起主导作用。很显然，法治实践受执政党及其政府内部的“大政治”和“小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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