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对我们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健康的一个时代，文化昌盛，天真浪漫，而且非常包容。”陈凯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电影从设计上讲有很多幻想的、甚至是狂想的美，我觉得需要通过几个重要因素的组合才可能出现这样的视觉上的状态。”
这又是一个富有探索精神的故事。陈凯歌骨子里有那种浪漫主义的诗人情结，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在后来这些年里，一直对类似的题材念念不忘。尽管十二年前，他的第一部奇幻题材的影片《无极》遭遇了如潮的恶评，这一次，他还是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选择，甚至“变本加厉”，固执地想要借助商业和娱乐的外壳，描绘出一个爱与美的虚构世界，借此呈现他的抒情理想，并突围到一个更加宽阔的精神地带。
盛名之下
距离采访开始还有十五分钟，导演和他的助理正在路上。现场的工作人员突然接到命令，为了采访之后的平面拍摄，要为导演的备用正装找一个可以挂靠的衣架，防止出现褶皱。几个年轻人如临大敌，不知道去哪儿找这东西，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找了一个“X”形状的易拉宝支架，在上面再固定一个杆子，可还是颤巍巍的，无法支撑重物。
外面风很大。陈凯歌准时到达了现场，然后走进化妆室，稍微整理一下妆容。“衣架”果然无法支撑起那套正装的重量，助理试了几次，还是没有成功。“直接放在沙发上就好了。”陈凯歌随口说了一句，倒是显得轻松。
采访的时候，陈凯歌言辞漂亮，有着足以和他的名声相匹配的口吻。他的视点往往很高，落点也远，喜欢引用古人话语来佐证自己的想法。话里常常有某种判断的意味，让人不容置疑。说到兴奋的时候，他也会用诗意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带着些许文人的浪漫姿态。他的话有时不太容易理解，需要仔细琢磨一番。
“熟悉我的观众会知道，我不仅仅满足于情节和叙事，而是以其为钥匙和线索，最后是为了涉及到精神诉求，像一艘船驶入一片更加开阔的水域。”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不过，用编剧芦苇的话说，则正好反了过来，“陈凯歌是个非常有诗意的人，但作为导演，同样不太会讲故事”。
芦苇是电影《霸王别姬》的编剧。他在接受改编邀请的时候，唯一的要求是不让陈凯歌参与到剧本的创作中来。他欣赏陈凯歌身上的那种慷慨意气，但也明白后者在叙事方面的明显短板。陈凯歌为这部电影注入了某种气魄，而且因为自身经历过文革，拍摄电影也是出于“有话要说”的表达冲动。而芦苇凭借对曲艺生活的喜好，以及对于叙事技艺的熟稔，借用人物关系、台词道具和类型冲突，穿针引线，让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勾连在一起，将原本的一个言情小说改造成了具有悲剧意义的史诗电影。
电影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剧本的原貌，而在上映之后，《霸王别姬》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也让陈凯歌的名声达到了顶峰。很快，原班人马便开始了下一部电影《风月》的筹备。但当陈凯歌联系上芦苇的时候，后者认为这个故事缺少足够的现实逻辑作为基础，因而没有参与进来。
1997年，陈凯歌开始拍摄《荆轲刺秦王》。芦苇看完剧本，忧心忡忡，主动联系了陈凯歌。他问陈凯歌，用商业片的投资去拍一部实验性的无类型电影，主题和情节混乱庞杂，心里是否踏实。自信的陈凯歌回了一句，踏实得很。当时，芦苇面对陈凯歌，脑子里冒出了一句湖南人常用的感叹，“唤不回来的”。
本来，芦苇其实觉得《霸王别姬》这部电影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开个讨论会，聊聊它的成功和不足。陈凯歌说没问题，可是最后也没有了下文。芦苇依然记得，拍摄《霸王别姬》的时候，陈凯歌是很讲求“民主”的。一个广为人知的段子是，陈凯歌起初想让《末代皇帝》的主演尊龙扮演程蝶衣，但芦苇等人不同意，坚持要用张国荣。于是五个主创投票决定，最后的结果是4:1，陈凯歌只好同意大家的决定。
然而，当《霸王别姬》让陈凯歌的声名达到顶峰之后，这样互相角力的场景却再也见不到了。陈凯歌成为了唯一的主导者。芦苇想跟陈凯歌掏心窝子聊一聊，可是后来连陈凯歌的面都很难见到。与陈凯歌一块在胡同里长大的发小和邻居陈帆后来也这么觉得。
2005年，《无极》上映。据说，这部耗资两亿的商业大片倾注了陈凯歌极大的心血与精力，也是他决意转型之后的一次正名之战。在这部电影中，陈凯歌架空了历史，仍然背离类型叙事，试图借助这个外表华丽的故事表达对“爱”与“美”的理解。
在影片中，满神曾预言道，马蹄谷战役将是大将军光明最后的一次胜利。这与陈凯歌当时的境遇曾经很像。《风月》和《荆轲刺秦王》在票房和口碑上都遭遇了失败，在好莱坞的短暂生涯也很快宣告终止。此后，同为“第五代”代表人物的张艺谋耗费巨资，拍摄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取得了票房成功，也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陈凯歌决定顺应潮流，却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风格化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