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永远不要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要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但长期深入生活也难
柳青常说：“永远不要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特别是一个作家，如果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感觉，他要想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人民的愿望和情绪，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柳青1952年9月落户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仅七个月，到1953年4月，他就辞去了这个副书记职务，目的是为了长期住在农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有利于他永远保持普通人的感觉，也让农民永远把他看成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
但深入生活也难，尤其是像柳青那样的有影响的作家，从1952年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后到1956年，四年间一篇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也没发表，界内外人士对他的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式就产生了怀疑，各种不同的说法也冒出来了。有的说：“长期住在一个村子里不是方向，肯定写不出大作品。”预言他一定失败。有的说：“有作品就拿出来，写不出来就不要在皇甫村待下去了。”有的劝他回西安当驻会作家，到省委宣传部做领导工作。他的老朋友到皇甫村看望他时，转达了省委领导对他的关心：“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也可以像其他作家那样到处跑跑，写点反映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小东西。”对于这些反应，柳青没作任何解释，他想到“社会生活千差万别，文学作品多姿多彩，难道大家都采用相同的生活道路吗？自己的计划本来就是长途跋涉，不会立竿见影”。“每个人对文学艺术都有自己的理解，看法也不会相同，走的道路也不会相同，我走的道路是根据我对艺术的理解确定的，无论成功或失败，我都要坚决走下去。如果我失败了，说明这条路走不通，这也是我对文学的一点贡献。”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见解，不仅没有动摇他，反而坚定了他的方向，激励他更加努力刻苦写作。事实上当时《创业史》已写出了两稿，虽有提高和进步，但离他心中的奋斗目标，仍有距离。在写过《种谷记》《铜墙铁壁》这两部长篇小说后，他想自己今后的创作，如果没有独到之处，没有个性特色，也就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特别是经过皇甫村的几年生活体验，使他越来越对自己过去写的作品不满意，他决心要在艺术上闯出一条有自己风格的新路，掌握一种新的与他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相融合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比较好地掌握以人物为中心，解决好艺术角度问题，使《创业史》在整体结构上、在情节描写上和谐舒展，内容和形式统一。为实现这个目标，他立即投入到第三稿的写作，拚死也要越过这道他多年也没有越过的沟坎。
1956年是他最苦的一年，也是他创作上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忘记了妻子，忘记了子女，忘记了家庭，忘记了欢乐，只有创作的苦恼。他食不香，睡不宁，变得又黄又瘦，身体极度衰弱，长了一身黄水疮。讲起这一年，他笑着说：“那才真正是‘脱胎换骨’，狼狈极了，这是我创作最艰苦的一年。”到了1957年，他暂时停止写作，深入学习和研究一些中外名著和成功作品，然后进入了第三稿的写作，终于有了转机，走进了自己创造的艺术天地，完全进入了角色。他说第一部写得顺畅，第二部、第三部就好写了，如果第一部疙疙瘩瘩的，还如何能写好下面的几部。闯过了这一关，柳青开心了。从此，吃饭香了，喝茶有味儿了，人也胖了。1975年柳青给我的信里有一句这样的话：“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这十年，从死亡的边缘上挣扎过来，没有死，我胜利了。”其中就包含了这一段难忘生活的概括。
柳青在皇甫村时，曾给文学爱好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答习作者》，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考验他劳动的坚韧性。自然，也考验他的生活基础、文学才能和思想修养。这三个方面如果是不及格的，甚至只有一个方面不及格，那在他来说，就是打了一个没有把握的仗，随时都有放下武器的可能。我的经验就是自我克制，就是忍耐，就是坚持工作。不要着急，哪怕进展很慢，也不停息。只要你是有条件写这个东西，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更不要气馁。如果谁怀疑到自己的努力是否会有效果，如果被几句难听的话吓倒趴下，说明自己是个没出息的人。”这是柳青一生创作遵循的原则和切身的体会，如果没有这种成败不移、背水鏖战的坚韧性，他是写不出《创业史》的。
一直关心柳青健康和创作的阎纲先生，在柳青百年诞辰写的纪念文章中，有一段话十分直率、精准，让人读了更加怀念柳青、敬佩柳青。他写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的过程。’柳青以惊人的、顽强的意志，义无反顾投身生活长达十四年之久，首先是做人，然后是写作，表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物’，到死留下人格魅力，留下划时代的《创业史》。我们不妨作一番对照，毛主席以上所要求于文学家的哪一条柳青没有做到？”
柳青是一位让人尊敬的文学家，让人怀念的文学家，他的不朽形象永在。
周扬与柳青的两次对话
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前，中国作协召开理事会，周扬同志到会，当时《创业史》第一部刚刚出版，文艺界和各家媒体反映热烈，好评如潮。周扬同志见到柳青时，怀着喜悦的心情走上前去祝贺他，对他长期生活在皇甫村，对刚刚出版的《创业史》给予充分肯定。柳青当时已看到第三次“文代会”周扬同志的报告未定稿，他真诚地对周扬同志说：“您在报告中对《创业史》讲的好话太多了，《创业史》刚刚出版，还没听到更多读者的反映，先不讲这么多好不好？”周扬同志觉得柳青讲得有理，回去便对讲稿中有关《创业史》的文字做了压缩，但在他的报告里，依然两次提到《创业史》，在表扬的十四部长篇小说中，《创业史》的文字还是最多的一部。
过了四年，1964年初在政协例会期间，周扬同志来宾馆看望作家们，在见到柳青时，他对柳青长期落户农村的生活方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正在畅销的《创业史》第一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交谈中他问柳青：莫泊桑、高尔基、鲁迅都培养出了成名的青年作家，你心目中可有对象，准备培养谁？柳青对周扬说：“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再是作家个人去培养，而是火热的建设生活和当家作主的人民培养。在今天，好石匠可以教出好徒弟来，但文学却办不到。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是很杰出的，一定会冒出来的。旧事物在客观上是新事物的帮助者。文学艺术一样，也是这个道理，专门去培养，不一定是很杰出的，而且客观上还不利于他们成长，会助长他们的优越感、特殊化和骄傲情绪。在今天老作家的任务，一是要在深入生活上做出榜样；二是在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上做出榜样，以自己的行动和作品，影响青年作者。”周扬同志非常赞赏柳青的见解，不停地点头，他建议柳青把这些想法写成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五十年过去了，从周、柳的两次接触，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周扬对精品佳作的渴望和关爱，肯定和鼓励；柳青辩证唯物的精神和从难从严的创作态度，以及他们对青年作者的殷切期望，都表现在二人的话语言谈之中。
柳青谈《红岩》及其他
柳青虽然长期生活在农村，但他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特别是读者反映强烈的作品，大多找来看看，以使自己了解当前文学创作的状况。“文化大革命”前他在看过一些长篇小说之后，不安地写信给我：“古典之林的小说，哪有平铺直叙的！平铺直叙，人物站不起来，更不要说能动人了。人物是平面叙述，场景描写肯定是静物罗列，平铺直叙的东西再好，也是公园里的假山，不是崇山峻岭。”但他在读过《林海雪原》《三家巷》《红岩》之后，却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他预言《林海雪原》会是“传世之作”，他说：“这样题材的作品，曲波还有得写！”他看过《三家巷》之后，对欧阳山的艺术技巧之精湛和独到之处是很称赞的。他说：“似这样追求艺术技巧的作品，是十分难得的！”而对《红岩》他讲的就更多了。1961年底《红岩》出版后，我给他寄去一本。很快，便收到他的热情来信，信中写道：“在读《红岩》，有一些想法，很感兴趣，觉得这是很大的成就。这两个同志的第一本小说，达到这样水平，的确是令人鼓舞的。1960年你来皇甫村的时候，谈到的就是这本书吧！他们采取了近代手法，这证明生活赋予作家发挥才能的基础，可惜在一些最困难的章节里，他们没有坚持这种手法调动和安排众多的同场人物，显出了低洼地带。我想这样要求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的人，也许是不合情理的。”柳青这里指的“低洼”地带，是说作家在描写人物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人物的眼睛。写两个人物以上的场面，不能时而从这个人的角度，时而又从另一个人的角度，描写周围的人和事，而应该自始至终在这个章节里，用一个人的眼睛去观察看待周边的人和事。当你在写一句话、一个场景的时候，应该明确是谁在说，谁在看，一切都从你笔下的这个人物的视觉和直观出发，就好像你是通过他的眼睛在看这一切，通过他的嘴在说这一切，你处在他那种心情之中。这样出现在你笔下的人和事，环境和事物便都有了个性，变得活生生的了。这时人物会沿着自身的规律顺畅地、自然地向前发展，而作家这时也进入了创作的最高境界，支配作家身心的、占据作家的思想和感情的是艺术角色的本身和灵感，而不是其他。从作家笔下流出来的那一系列的人物和对话、情节和场面，都是个性化的，这样的作品，就进入了一个独有的、崭新的艺术王国，艺术的感染力就完全不同了。柳青讲这段话，是针对《红岩》中徐鹏飞、毛人凤设宴诱降许云峰一章和围绕假释放刘思扬的一些章节说的。柳青认为：罗、杨对小说《红岩》的构思是十分巧妙的，自始至终从人物描写着手，大多数章节都注意了艺术角度，只是在个别章节忽视了这个问题，形成艺术手法上不够统一，出现了某些不够协调一致的地方，对一部基本成功的长篇小说来说，这是很可惜的。柳青对《红岩》有很高的评价，在肯定这部作品时，他还特别强调《红岩》在艺术上也比当今出版的一些长篇小说强，生活充实，情节构思好，文字流畅，特别是描写角度处理得很好。但柳青也不是一味肯定，在谈到《红岩》的不足时，他也非常认真地从人物刻画上谈了一个问题，要求我们转告作者。这就是对刘思扬这个人物的把握和描写。柳青认为，从作品里看，刘思扬这个人物是不真实的。柳青说，刘思扬是一个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为什么参加革命，而在参加革命后，又为什么那样地坚决，从作品里看不出有什么根据。在他被捕之前，他经受过什么样的考验，他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使他背叛家庭，走上了一条与他父兄完全相反的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道路，使他在被捕之后，成为一名非常坚定的革命战士。存在决定意识，现在的描写没有提供足以说明符合人物的思想、心理、情绪形成与变化的内在依据。也许在作者的心里，这个人物是有根据的，但在作品里没有写出来。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文人相轻，对这部作品，我是充分肯定的,但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我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作者占有的生活材料很充实，也许不费什么力就能解决。但如果不解决，始终是个问题，这问题即使现在不提出来，迟早也会提出来的。
“只写人物的活动表现，而不注意写他活动表现的根据。这个问题在《红岩》里其他一些人物的身上也存在，不过不像刘思扬那么突出，而且其他人物也不像刘思扬这个人物那么敏感。关于这个问题，我考虑得比较多，意见比较肯定，请你们和作者认真研究。”对柳青的这些看法，后来在他来京时，我向他做了解释。我告诉他，罗、杨之所以这么写，意在说明，刘思扬与狱中那些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党员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还年轻，还幼稚，还不成熟，假释刘思扬以后，刘思扬急于和党接上关系，险些上特务的当等情节，这在稍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党员身上是不会发生的，但在刘思扬的身上发生了，说明刘思扬还需要在斗争中不断磨练提高，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才能走向成熟。听了我们的介绍，柳青表现出一种少有的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