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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里讲创业的老教授,看似很有体系,但换个环境就行不通了。马云这种掌握乾坤大挪移神技的创业之神,也无法保证湖畔商学院的学员肯定可以成功。而且,就算他们成功了,是否跟马云有关,也很难说。
《清单革命》的作者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认为,问题可以被分为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和超级复杂问题。育儿问题实际上属于第三种,我们可以找出一些经验、规律,但如果试图将这些经验、规律广泛应用,一定会发生排斥现象。
这么一说,大学里开设男性育儿课,考试不合格不给毕业证的提议似乎被否决了。但可能还是有所保留,至少前半个建议很值得尝试。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支持大学开设这样的课程,只不过我无法将考试满分的学生和今后优秀的奶爸划上等号。
那么,这位妈妈提出的问题真的无法解决吗?我想不完全是。我认为,男性在婚后深度参与育儿,取决于意愿、时间和技能三点。从针对三点的分析和彼此的关系出发,我们可以找出男性在婚前就可能显露的育儿潜能迹象,也可以试着列出一些软指标。
意愿、时间和技能的排序,正好是决定男性育儿潜能要素重要性的依次排列。意愿背后是价值观(以及信仰体系),时间涉及到男性在事业和家庭投入的分配安排,技能看起来最显眼,但实际上却是最简单易得的。这也提醒试图在婚前观察男性育儿潜能的女性,不要因为对方不会某些具体技能,而予以差评。
男性的育儿意愿,很多时候并不是直接建立在希望照顾孩子上,而是表现在对家庭价值的特别重视上。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家庭不是指保护祖孙三代甚至更庞大的“大家庭”,而是由父母和孩子构成的“小家庭”。
小家庭和大家庭的区别在于,小家庭容易形成“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因为家庭内部成员少,彼此之间的关系连线就少。举个例子,三口之家成员之间的连线为3条,四口之家为6条,六口之家则为15条。
关系连线越多,处理家庭关系的精力耗费就越大。这也是很多爸爸在下班回家后,刻意回避婆媳紧张关系的一个背景性原因。因为在那种复杂的关系张力中,个体作为关系节点,在不改变成员结构的基础上,操作起来非常难。
对“夫妻中心论”的认可,这是前提。实际上,如果一个男性特别照顾大家族的利益,也是被“体制裹挟”的体现。体制有很多,国家、单位、家庭乃至婚姻,都可以称为体制。所以,对祖辈或宗族利益采取优于小家庭利益考量的爸爸,很容易给家里长辈介入育儿颁发通行证,也就埋下了事情复杂化的种子。
育儿的事情总是那么多,除了产后42天产褥期,其实并不需要太多人。况且,人多了只会将育儿环境复杂化,应付内部纠纷的精力可能会大于应付育儿本身。育儿的环境非常符合“反身性理论”的特点,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互为因果的行为层出不穷。不过,就育儿过程中的“反身性”问题,这里不再赘述,有机会另行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