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云贵总督硕色向皇帝密报，他在贵州安顺府民间偶然发现一件广为传抄的奏稿，托名为乾隆朝以敢言闻名的孙嘉淦所做，不过言语粗俗，内容不经，一看便绝不是孙嘉淦所写，而是别有用心之人假借孙嘉淦之名攻击皇上。
其内容是攻击当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过”。这些具体文字内容已经无存，据推测是说乾隆举办南巡，浪费民脂民膏，金川之役滥杀官员，还夸大其词地说他日常生活荒淫无度，最后甚至对满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乾隆立即命令硕色追查此稿的来源，这一查之下，结果更令他震惊。
硕色最初汇报此案时，乾隆以为这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所传，很快就能查明来源并且销毁，把这件事的不良影响消弭于局部。不料，一开始追查，乾隆就发现这不是贵州一省的事情，全国各地都相继发现了这封伪稿，甚至连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都争相传说其中的内容。至于传抄查阅过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查不胜查。
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面临着沦为和父亲同一下场的危险。
乾隆并不了解大众传播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小道消息是民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对于那些官方传播的、正面的陈词滥调往往毫不关心，相反对于那些负面的，特别是刺激性的、轰动性的传闻却最为热衷。
传播这些爆炸新闻时给人们带来的超娱乐快感，是什么评书戏曲都无法比拟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最后追查了一年多，网越撒越大，牵扯的人越来越多，却仍是一头乱麻，毫无头绪。眼看着这样下去，除了把伪稿内容更广泛传播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乾隆只好匆匆结案，把两名传抄过这个稿子的低级武官定为主谋，杀掉了事。
这一事件给了乾隆极为严重的心理刺激。抓不到真凶，皇帝就把仇恨转移到疯传此稿的百姓身上。
皇帝想起了韩非子的话，对老百姓来说，最需要的是如畜生一样不断加以鞭策，而不能“养恩爱之心”，因为老百姓是没有头脑的。
就在伪稿案没有侦破之事，又发生了马朝柱反清案 ,这是对皇帝信心的另一次重击。乾隆十七年，两江总督尹继善向皇上密奏，地方官在追查伪稿案时，在湖北东北的大别山区，发现了一起聚众谋反事件,据侦查有个叫马朝柱的中年人自称有法术，在深山之中以烧炭为名，
就结众人意图反清。马
朝柱案使乾隆十分震惊，如果不是因为伪稿案牵连出这起反清大案，很有可能一场规模巨大席卷数省的反清起义一两年后就要掀起。
两起大案接连发生后，乾隆蓦然发现，他治下的江山，原来远不是自己看到的那么四海升平，阳光灿烂。
现实政治使乾隆头脑中以儒治国的理想主义破灭了。原来愚民们只记得住鞭子带来的痛苦，而记不住主上的仁慈，他们都是愚昧而轻信的，没有头脑、没有判断，只热衷于传播小道消息的快感，极易受不实之词的蒙骗，寄希望于他们给统治者一个公正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越来越痴迷阅读《韩非子》。他发现，原来他极为反感的这个政治理论家的话，今天读起来却字字珠玑。韩非子说，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凭道德教化，而是应该手握“法”、“术”、“势”三种缰绳和鞭子，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化权力的威慑力，使臣民不敢乱说乱动。
如果承认人性本恶，那么儒家那套建立在人性本善基础上的理想主义治国方案当然就是一厢情愿，只有韩非子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
乾隆朝的文字狱，就是在乾隆的社会底层控制由“松”转“紧”，对底层民众的态度由“宽”转“严”的背景下发生的。表面上看，乾隆朝的文字狱多数看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字狱放到一起进行分析，背后的脉络隐然可见。
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
中国历代文字狱都是以士大夫阶层为打击对象，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或稍解文义的平民。
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术图谱，对怀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
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总结中国历史，
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就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乱。
乾隆朝文字狱有“逞才获咎”型文字，指乾隆在登基之初曾广开言路，每年都会有一些奇怪的献策送到皇帝御前，但这些出自底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大多粗陋不文，皇帝不过一笑置之。但从乾隆十六年起，突然大开杀戒，自此因献策而得罪的文字狱连绵不绝；以及有图碑类文字狱——关于民间流传的预测凶吉的石碑的惩处；打击民间宗教文字狱等。
乾隆朝消灭记忆运动进行得十分周密和彻底，以至于今天已经完全无法估计所承受的文化损失。
除了焚毁书籍，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估计不少于一千万份明代档案，已经被销毁了。
除了文字，乾隆皇帝还格外关注戏曲。
中国历史上有禁戏的传统，大清王朝是禁戏最为严格的一代。
作为资深戏迷，皇帝很清楚，不分青红皂白地禁戏是极不明智的作法。
“禁”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有的时候，会导致“逆向消费”。
你越禁，老百姓就越想看。元、明两代及顺康雍三朝的禁戏最后基本都流于形式，戏曲越禁越火，越禁越普及，越禁越深入人心。
皇帝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
一种娱乐方式，既然可以“污染思想”，同样也能“净化思想”。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极大的误区，那就是只看到戏曲“伤风败俗”的一面，而看不到它在“正面教育”方面的威力。戏曲其实是教育底层民众的最好方式。很多时候，你组织群众学习圣谕，换来的往往是逆反情绪，而看戏比枯燥的学习和说教效率要高万千倍。
因此，乾隆朝戏曲工作思路较历代都高明。乾隆皇帝抓戏曲，有三方面内容：一是禁，二是改，三是创。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正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清理不良剧本的活动。
乾隆一朝禁了约300出戏，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是有民族情绪、政治上有违碍的戏，二是才子佳人爱情戏，三是大量水浒戏，四是某些反应宫廷政治斗争的戏，五是有凶杀暴力内容的戏。所禁戏中，著名的有《长生殿》《桃花扇》《西厢记》《牡丹亭》等。
乾隆皇帝并不是禁戏的第一人，却是“戏改”工作的首创者。
皇帝认为，对于那些内容基本积极向上的戏，不宜简单粗暴禁毁，而应该通过局部修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更好地为盛世文艺舞台服务。
乾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制定了剧本审查制度
。戏改工作按“三个对头”原则进行：
一、
思想感情对头
，即对清王朝要怀拥护忠爱之情，对少数民族不得存歧视污蔑之处；
二、
基本情节对头
，人物身份和关系应有伦次，扮演应使人信服、不可过分夸张；
三、
时代气息对头
，不可乱用本朝服色，坚决纠正演员在着装、语言以及整体风格方面低俗媚俗现象，“务须详慎抉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从唱词、帮腔、武打龙套、身段扮相、念白台词，到锣鼓、道具，都在皇帝的亲自指导下，进行了反复推敲修正，去掉了其中“反动”、“低俗”、“荒诞”、“不合理”部分，拔高提纯，脱胎换骨。
除了禁和改外，乾隆朝还创造了很多新的曲目。
皇帝按照“推陈出新”的原则，积极扶持重点项目，大力鼓励新剧本的出现。
皇帝亲自组织了层次极高的戏曲创作班子。这个班子由庄亲王亲自挂名，由刑部尚书张照担纲，诸多有文艺才能的朝臣亲自投入创作。
如上所述，乾隆朝戏曲工作中的思想控制更为精致化、隐蔽化，皇帝煞费苦心，进行了很多创新。乾隆年间，中国戏曲史上发生了许多大事，比如徽班进京、高腔异军突起、昆曲繁盛一时。乾隆皇帝对我国戏剧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然而，乾隆朝的戏曲发展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走势：既繁荣，又荒芜；既热闹，又单调；既豪华排场，又内容空洞。
在皇帝的文艺政策下，乾隆朝戏曲内容呈现两个特点：
第一，戏曲作品内容的道德化，专门以褒扬忠孝节烈之事为职事；
第二，戏曲文学样式的诗文化，戏曲词句越来越雅，缺乏激情深意，又大都是脱离舞台的案头之作。
因此，
乾隆朝既是戏曲空前兴盛的时代，又是戏曲衰落的开始。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前（1780年），大清王朝基本像乾隆想象的那样，处于盛世顶峰。乾隆中前期，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国家内忧外患不再发展，贫富差距加大、土地分配不均、流民聚众闹事起义（白莲教）、国外的势力威胁（英国访华）
、贪污腐败和懒惰之风极其严重，皇帝的命令不能有效的传达到下层成为一纸空文等。
然而皇帝对这一切都不太清楚或者不愿意清楚，对国家形式误判。
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