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更加
重要和影响深远
。其次，在《诗经·大雅·緜》中，曾把周人在周原上“乃立冢土”当作西周兴国大业完成的标志，这也就是《左传》讲的“祀”或摩尔根讲的
作为文明社会标志的“礼仪中心”
。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可以推知雄安新区被赋予了怎样高的期望和怎样重要的国家职能。
雄安新区是一个新生事物，从雄县和安新两县各取一字，既具大国气象，又兼备大都风范。十年树木，可以足用；百年树人，可以齐家；千年建城，可以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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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都，需要规划一个更大的战略腾挪空间
在最近的朋友圈中流传着一个提倡睡眠的微信。其实，不仅是快节奏生活的现代人，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也早就有了休养生息的强烈需要。
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与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目前中心城区人口超23000人/平方公里，机动车保有量超500万辆，既有“首堵”之戏称，又经常陷于“十面霾伏”中，再加上怎么也都治不了的高房价、上学难、看病难等，说明这座大城已经很累
、
很累、很累了。当一个人累了，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睡上一大觉。而
当一个城市病了，最管用的对策是减去已超过它承载极限的东西。
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如何给这个超负荷运转的大都市放假。
一般人都以为雄安新区的设置很突然，其实并不是的。因为像这样一个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不仅不会轻易做出，还可以说是经历了很多的投石问路并在巨大现实压力下才做出的。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相关信息联系起来。
面对北京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人们能想的和能做的都已想过和试过，其结果可以“不大胜亦不大败”一语概之。
在“想”的方面，从传了十几年的各种版本的迁都说，到不久前仍在小道游走的“即将设置首都特区”等，集中表达的中心思想就是北京已不适合再做首都了；在“试”的方面，从地方上看，如山东省济宁市早就提出要建文化副都，期望能承担一部分首都的功能，这事一直闹到2009年全国两会才无疾而终。从北京自身看，为了应对城市病也做了很多，其中一大手笔是把首钢整体搬迁到河北曹妃甸。从国家层面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把天津列为双核心城市之一，也是出于解决北京市“一城独大”的顽疾，但天津同样也饱受着大城市病之苦。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2015年7月，北京市提出“聚焦通州，加快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后来又排出到2017年底将政府四套班子搬到通州的计划，尽管这个动作已不算小，但预计只能疏散出40万左右人口，这与北京的2000多万的常住人口相比，作用相当有限。
与此同时，不管北京市怎么提高门槛，外来人口增速仍持续走高。
截止到2015年年末，在北京市2170.5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高达822.6万，占比为37.9%。而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仅2010年河北流入人口就超过北京流动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凡此表明，各种优势资源过度集中的首都北京的城市磁力过于强大，如果在周边不能有一个可以和它相媲美的城市，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就极有可能是围着北京市再摊一个更大的大饼。展眼望去，在京津冀要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并不容易，不仅天津和石家庄不行，连地级城市保定的人口也都超过1千万，再怎么拓展，都不可能建成一个巨大的人口蓄水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