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赛先生：
知道，2010年左右他还健在。
（编者注：Patrick Moore，2012年过世，享年89岁）
王先生：
这种书看多了，我对天文的兴趣就大了。现在不一样了，在北京，有不少学校都有自己的天文台（圆顶）。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如果再有大手来拉你的话，就是人生一个非常大的机遇了。但我那个时候，能够有书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了。
当时伦敦有格林尼治（Greenwich）天文台，是英国皇家的，现在算是历史文物，当时归国家海军管理，我去不了。还有一个伦敦大学天文台，它有一个60公分的望远镜，这算是英国当时最好、最大的设备了。当时的台长是一位老科学家，叫C.C.L. Gregory，我就写信给他。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先生，当时已经快退休了。他自己做了一辈子的天体测量工作。他那个望远镜做三角视差最好，所以做了好多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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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说，我到你天文台做二年或者三年工作，我能不能变成一个天文学家。他鼓励我去做，说你就来吧。
于是在1950年，Gregory给了我一个助理天文学家的职位，并给了我很多好的建议，使我得以实现这个愿望。当时他的学生E.M.
Burbidges
和G.R. Burbidges正着手进行一项关于恒星物理的课题研究，他们让我加入，半年左右完成了这个研究
[4]
。这是我第一次进行天体物理学研究，是一次自我考验。一年之后Gregory退休，C.W. Allen继任台长，他就是写
Astrophysical Quantities
那本书的人。
我向他提出了一个利用伦敦大学天文台60公分望远镜进行观测研究的方案，得到了他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设计课题，做了一些关于恒星颜色的工作。虽然这个课题因我回国而中断，但这三年的一切都为我对自己转换专业的决定增强了自信。
赛先生：
那您1952年回国，当时选择回国困难吗？为什么没有留在英国？
图5. 1950年在伦敦求学的王先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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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英国政治家还是挺有眼光的。我们解放军一过江，英国就承认新中国，是西方国家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我们当中多数人都决定回国，但是后来经过许多曲折才得以成行。
做了回国的打算之后，在做课题的过程中我给紫金山天文台写信，了解天文台的情况并说明了自己回国工作的意愿。很快，在1952年秋，我就收到了当时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教授敦促我回国工作的来信
[5]
。在后来的一篇纪念文章里我写下了当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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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Allen商量后，我于翌年回国，开始了回国后的科研之路。
图6. 紫金山天文台50周年（1984年）时“老同志”合影。前排左起：李鉴澄、孙克定、张钰哲、陈遵妫、陈展云；二排左起：王绶琯、席泽宗、罗定江、李元、吴守贤；三排左起叶叔华、苗永瑞。
[3]
3. 开启射电天文建设
赛先生：
1958年您选择了射电天文，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好像和苏联专家有关？
王先生：
射电天文学，是借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用雷达接收技术的发展而崛起的。上世纪50年代，我国在这方面尚属空缺。1957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利用1958年4月中苏联合组队到海南岛进行日环食射电观测的契机，向苏联引进射电天文技术，以助我国的射电天文建设的起步。日环食观测队伍中，中方团队除了天文台年轻研究技术人员外，还有几所高等学校无线电专业的年轻教师，团队由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和我负责。苏方的领队是射电天文学家Molchanov，他们的团队相当庞大，带来各个不同地区的天文台的射电望远镜，波长从短厘米波到长分米波都有。
这次观测选在三亚进行，很成功。技术引进也很顺利。我和陈芳允，也和Molchanov成了很好的朋友。日食观测结束后，吴有训副院长向苏方提出，留借两台厘米波射电望远镜，并决定把它们安放在沙河工作站，由电子学研究所和北京天天文台（筹备处）合作启动我国的射电天文研究。
可惜不久后“大跃进”开始，射电天文的启动被卷入运动的大潮，但我们还是启动了三个项目：一、坚持“消化”日食观测中从苏联团队引进的技术；二、邀请各有关单位（天文台站及高校天文部门）的射电天文年轻骨干到沙河参加为期一年的“射电天文讲习班”；三、在实施“大跃进”运动的“大干快上”方面，当时极其匆促地仿照“Christiansen Array”，着手“太阳米波多天线射电干涉仪”的研制。1962年底，国家度过了“三年困难”。前面说的三个项目中，我们完成了头两个。两者均在以后的岁月里显示出一定的效果。第三个项目中，6米天线及其装置已交付加工，基地选址已初步定在密云水库的北岸。
1963年，我巧逢“Christiansen Array”的创造者澳大利亚的W.N Christiansen，从此开始了彼此长达四十年的密切交往。1966年5月，他带来了一个全部可以靠自己动手制成的“双明线”传输方案（用以取代当时我国尚不能生产的同轴电缆）。1967年完成了总体调试，得到了第一张射电天体的一维高分辨率图像。
1973年，Christiansen来华时谈到了他在悉尼大学的天线阵，正在改装成综合孔径系统。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综合孔径方法是20世纪60年代射电天文方法上的一项革命性创新。我们如果以16面天线阵为基础（加上备用天线），采取“地球自转－综合”方法，应当可以在米波宇宙射电巡天研究上登上当时的“国际平台”。这对我们来说当然会是一个很大的飞跃。经过对各种可行性的考虑，我们拟出了一个方案。1974年，我们派了两名研究人员到Christiansen的实验室进行接收机核心部分的研究。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当时管理科研的领导支持我们向日本进口一台NOVA型计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