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芳华》的“嫁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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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十年代，“南巡讲话”之后开始的中国社会急剧分化过程中，刘峰与何小萍又双双沦落到了社会底层，或靠当小贩为生，或靠救济为生，饱受白眼和欺侮，而他们那些出身高干家庭的文工团战友，则要么成为海外富婆，要么成为地产富豪，和他们已经不再是同一个阶级了。

这就是冯小刚、严歌苓通过《芳华》为观众讲述的新中国个人命运史。 难怪有评论认为这是“鼓动军人跳船”的作品——是啊！为了保卫祖国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又如何？还不是被排斥、被碾压？

应该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刘峰、何小萍战后的命运有一定的真实性——尽管如果认真追究细节的话，也经不起推敲：比如刘峰在战时就是副连职干部，立有战功并且重伤致残，像他这样的英雄，按照惯例退役移交地方时还会提升一级，国家对他们有相应的待遇和保障，沦落到靠卖盗版书为生就太扯了，至少没有普遍性。

正是因为刘峰、何小萍战后的命运具有一定真实性，所以《芳华》也就获得了一些观众，包括一些参战老兵的认同。 但这些观众没有意识到的是，冯小刚、严歌苓递过来的是一杯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喝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甚至口感还不错，但喝完了之后，肚子里却会生结石，天长日久，免不了要肚子疼的。

那么，《芳华》中的三聚氰胺究竟是什么呢？

那就是冯小刚、严歌苓用一种故意把水搅浑的手法， 把刘峰、何小萍后期命运的不幸，写成了前期命运的自然延伸——似乎历史没有发生转折，只有顺延。 似乎刘峰、何小萍的不幸，正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秉持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建立的“体制”造成的，而不是八十年代之后，这一价值观被解构乃至抛弃、“体制”在不断地被“壮士断腕”、“杀开一条血路”之后日渐扭曲变形造成的。

比如，新中国前三十年，是一个特别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年代，类似刘峰这样一心为公，先人后己的“活雷锋”，总会得到组织更多的关心，有更多的机会入党、提干、被推荐上大学等，“好人”通常是有“好报”的。像刘峰在《芳华》中遭遇的那样一直被无视、被排挤，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比较少见，并不具有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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