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中漂”的欧洲科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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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in和Javid很像，他们非常体贴，同时给你很多自由。”朱军豪说道。他目前还没有工作计划，只想发表更多论文，他表示，如果能回中国获得一份教职“会很棒”。

有些期望得以实现，有些则被遗忘

Javid对朱军豪的进步感到非常欣慰，他将培养中国下一代学生视为一项重要任务。

但是Javid在清华也遇到了一件十分失望的事情。他说，清华曾经承诺建造一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BSL-3），这样他就能用危险的病原体进行实验。他们说这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但是八年过去了，他还没看到实验室的影子。

“缺乏这样的设施妨碍了我们的工作，”他说道，“我太天真了，以为真的会有实验室。”他补充说，“但是就算没有生物安全实验室，我也有足够出色的材料和人力来进行科学研究。”

2017年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Carlos-Andres Palma没遇到过这种问题。Palma是分子结构和表面的副研究员，他说，他离开德国美因茨的马克思普朗克聚合物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olymer Research）来到中国的原因就是为了获得更多设计制造精密的软物质设备的机会，他对自己获得的科研支持十分满意。

“我33岁时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Palma说道。他在哥斯达黎加长大，去德国前曾在法国学习。“尽管资历尚浅，但是能建立这样的实验室，并和中科院的一流科学家们交流探讨，这听起来很有诱惑力。”Palma补充道，“如果我待在马普所，我需要十年才能成为实验室主任。”

Jose Pastor-Pareja于2012年加入清华的原因与其十分类似，在跟随许田完成耶鲁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后，Pastor-Pareja计划回到西班牙进行学术研究。

“我获得了一份独立教职，但是时间点很不好，当时西班牙正面临经济危机，”他解释道，“这里的结构生物学设施非常棒，北京就可能有40多个果蝇实验室，可能是全世界最为集中的设置。”

“千人计划”只是招募人才的方式

Sciencemag采访的外国教员对他们的实验室和科研支持十分满意，除去工资他们还有住房和出行补贴，Javid说他的总启动资金超过了200万美元，其他科学家也是如此。

除了他们所属机构直接提供的支持外，大多数科学家还受益于中国政府十多年前为吸引世界上优秀的研究人员而推出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被统称为“千人计划”。

外国人才引进计划条款根据不同科学家的科学成就水平和赞助组织有所差异。Javid说他是在清华将这些项目纳入之前就来的，而Pastor-Pareja估计他的“千人计划”资助只有启动资金的四分之一。

Pastor-Pareja认为，“千人计划”和 欧盟所提出的‘地平线2020计划’（Horizon 2020）没什么不同 ，都是有益无害的， “这只是招募人才的一种方式”。

苏格兰生理学家John Speakman目前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负责分子能量实验室，他分享道他的经历，“2011年7月11日上午10点半”，Speakman回忆起他收到这封电子邮件的确切时间，邮件通知他已经通过了申请，这意味着他“即将开启一场神奇冒险之旅。”

当时，Speakman身为英国阿伯丁大学生物与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每年访问中国4次，每次3到4周，他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同事一起在青藏高原进行野外考察。申请通过之后，每年他能在中国待9个月时间，其余时间他可以继续在阿伯丁大学运营实验室。

Speakman还希望将他的研究从生物学转向以实验室为基础的分子生物学，该奖项可以让他在遗传研究所建立一个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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