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特征，你可以说它支撑了我们过去40年高速发展，也可以说它制约了我们过去40年高速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三大生产要素的扭曲，土地、劳动、资本。
第一个，土地。
我们的土地制度1984年《宪法》是明确规定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国有化，我国土地产权制度与成熟经济体的私有化的产权制度是不一样的。
城乡之间土地要素的扭曲实际上是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造成了第二次剪刀差，农村的土地在这个工业化进程当中大量的被城市化，而人口的城市化速度是大大地慢于土地的城市化的。
在城镇化的当中，土地逐渐的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实现货币化，实现资产增值，
我们很多企业其实在具体的投资上都自觉、不自觉的充分地利用了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扭曲，比如同样一块土地，如果你用工业用地的形式拿到，对它进行必要的商业运作，把它变成商业用地，可能坐地增值，就几倍、几十倍。
典型的案例就是最近大家看这个《人民的名义》里头，丁义珍副市长、高小琴和祁厅长干的就是这个事，充分地利用了我们生产要素的扭曲，实现了要素的增值，因为我们是个模糊产权，政府是土地最后的支配方。这种情况你可以说推动了发展，也可以说制约了发展。在资产增值这个过程当中，一部分人是受益了，比如说像高小琴这种，像祁厅长这些都受益了；另一部分人在资产增值当中他没有享受到收益，比如大风厂的工人。所以这是第一个扭曲，就是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扭曲。
我们过去这些年很多地区的发展，其实靠的就是土地要素。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假设资源固定，在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的情景里，是不可能在没有人变差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人变好的。
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地区出现了大批的失地农民，我们也看到土地被城市化以后，很多地区非常快地发展起来了，也有很多农民拿到非常高额的补偿，各地差异很大。北京马连道南边，南二环以内那些地拆迁根本拆不动，太贵了。但是你要到一般的城市周边，可能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就非常少，如果说当地政府又比较能干，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发区，变成了一个特色小镇，土地增值非常大，发展非常快。这些农民没学过经济学，不会现金流贴现，不知道原来补偿款拿得太少了，他为城市发展做了可以说最重要的牺牲，失去了土地，却没得到最公允的补偿，于心何忍，你怎么去评估呢？但土地增值是肉眼可见的，农民发现土地补偿款拿少了，没有背景的他们只能做一件事，上访。所以，地方政府接待的最多的上访问题就是拆迁问题。土地要素如何用、怎么用引发一连串问题，可能真的不适合用教科书上教给我们的那种成熟市场经济体评价方式去评价，也没法评估，这是第一个扭曲。
第二，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扭曲的根结在于户籍制度。大家都讲公平，北、上、广、深这些超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还在拼命地往外排挤人口。户籍制度的松动在超大城市非常难，难也有难的道理。
如果放开北京市的户口，很难想象北京是一个什么状态，户籍牵扯到买房、买车、医疗、教育等很多隐性资源，牵扯到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你觉得它不够合理有待优化，但你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似乎觉得它又有一定的道理。当你生活在北京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也有点道理，人太多了。一个是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另一个是农村户口。一个小伙子从农村考上北京大学，他在村里头分的那块自留地要自动交回给村里了，假设毕业后进了中关村某高科技公司，民营企业不一定能解决北京户口，刚毕业肯定买不起北大周边的学区房。与他在农村有块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相比，劳动者素质提高，为全社会做出的贡献是增加的，他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但他自身的福利到底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客观很难评价。
这是对个人而言，不够公平，对全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够公平的，因为可能造成了更大的城乡差距、更大的地区差距。很简单，你想想，农村考大学考出来的孩子，大部分都特别有志气，相信在城市一无所有的生活终有一天会变好的，有几个人愿意回去？别说农村，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大学生考到了一线城市，都是不愿意回去的，当地人口老龄化特别严重，怎么发展？
这是一种新的剪刀差。
我们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讲所谓工农业剪刀差，那是很明显的，通过计划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相对抬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它就是典型的剪刀差，而我刚才讲到的土地、人，或者我们叫劳动，这是典型的隐性的剪刀差，这是第二个扭曲。
第三，就是资本的扭曲。
资本的扭曲大家都会遇到，很简单，国有企业融资就是容易，融资成本就是比你便宜，这里头既有规模的问题，也有信用的问题。
我们一直讲融资难、融资贵，其实主要是针对民营企业，但从金融机构角度，也很容易理解，国有企业政治上没有风险、信用上有背书、规模上有保证。但资本的扭曲还不仅仅限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在融资上的已经显性化的差别，这种扭曲体现在资本市场上那就更多了，体现在股权投资上，体现在二级市场股票交易上，体现在我们的发行制度上。
现在的资本市场平台，扩大了这种扭曲，放大了财富差距。
上市公司为什么值钱？融资方便，可以非常方便的融资，再怎么严格的监管，上市公司也比非上市公司融资容易。
我们的退市制度一直无法实行，这不是资本扭曲吗？他本来应该退市了，但是退市涉及到多少人多大的利益？A股的估值水平为什么比港股、美股都要高？这种有待改善的制度设计实际是把财富做了二次分配，资本市场只是一个平台和管道，进一步扭曲了资本这种生产要素。这是第三个扭曲，就是资本的扭曲。
所以我们看到土地、劳动、资本，如果说和一个基准的模型去对比的话，我们确实存在一定的扭曲，只是客观分析中国经济存在的这种基本特征和它造成的基本的影响，不做价值判断。这是三个软约束、三个扭曲。
三个失衡
第一个是区域的失衡。
前面提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很难、很矛盾，浙江的情况和黑龙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整个长三角、珠三角当前面临的经济发展阶段、转型升级的这种阶段，转型升级的程度，和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完全不一样，这种失衡已经不是原来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东中西部差距，它已经严重制约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宏观管理，还有整个国家治理。
区域经济状况失衡的背景之下，整个金融体系膨胀起来，而我们知道金融是不分地区的、资金是流动性的，所以我发现在区域失衡的这个状态之下，金融的失衡更为严重。
比如说我们讲上海自贸区的开放，如果那个地方做了一个所谓资本项目开放的一个试验的话，很多钱都会通过那个口子流出去，因为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非常强。又比如说我们在2014年以后尝试的定向降准、差别降息，实际上不但达不到效果，而且适得其反。
你不可能给黑龙江采取差别的货币政策，今天东北地区这种发展的阶段，我们看到重化工业的比重比较高，国有企业的比重比较高，和整个长三角、珠三角比起来，完全不一样。山东，从经济总量上全国排在前三位，但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民营企业发展和长三角、珠三角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一轮它的经济调整转型升级，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落后于一大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