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庄子思想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其对诸家是非的超越以及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上。庄子认为，战国诸子思想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因此，持续争论谁是谁非除了造成人们心灵疲敝以外，并没有太大意义，他指出：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
在庄子看来，人们的是非对错没有定论，然而人们为了在辩论中说服对方，终日殚精竭虑，劳神苦思，实在是有害无益。因此，
庄子希望人们能够超越这种是非争论，进入到没有对立、没有是非的心灵境界之中。
庄子指出：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庄子追求心灵的超越（资料图）
庄子认为，不同思想主张之间的是非争论永远没有尽头，它们的对错与否也无从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好是超越这些是非对立，进入到没有彼此差异，没有是非对立的心灵境界之中。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到这种精神境界之中呢？庄子认为，
要想体验到这种精神境界，就要站在道的高度上认识事物，
抛弃一己之成见，正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
在庄子看来，人们总是“随其成心而师之”，用一己之成见把完整一致的事物分割开来，并坚信自己所看到的一部分就是事物的全部，都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这样一来，人们相互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正所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所以，
在庄子看来，当人们摒弃成心，站在道的高度上认识万事万物时，人们就会认识到事物的一致性，从而超越彼此之间的差异，超越是非之间的对立。
综上可知，庄子认为辩论诸子学说谁是谁非是没有意义的，他希望人们能超越这些是非争论，进入到逍遥自由的精神境界之中。同时，
庄子还指出了人们超越这些是非对立的方法和途径
，这种学术态度，显示出了庄子思想的超越性。
与庄子超越性的学术态度不同，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都希望消灭其他诸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他们的学术态度都显现出了鲜明的排他性。在他们看来，
其他诸家学说都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要想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消灭这些异己思想。
因此，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人无不以消灭其他诸家学说为己任。孟子声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在孟子看来，杨朱、墨翟的学说都是歪理邪说，它们如同洪水猛兽，对社会危害极大。
因此，孟子希望能通过辩论驳斥这些学说的谬误，并最终消灭它们，孟子宣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认为，
自己之所以与这些异己学说进行辩论，并不是因为自己喜好辩论，而是希望通过指出这些学说的谬误，进而消灭它们，最终达到端正人心，统一社会思想的目的
。孟子视其他诸家学说为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并且希望消灭它们，这种学术态度，反映了孟子思想的排他性倾向。
荀子与孟子类似，其学术态度同样显现出了鲜明的排他性，他猛烈抨击异己思想，主张消灭其他诸家学说。他指出：
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鳅也。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悬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听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循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荀子认为，它嚣、魏牟放纵情欲，行如禽兽；陈仲、史鳅过于高洁，不合大众；墨翟、宋钘不知君臣上下之分，过于节约；慎到、田骈终日讲法而无归宿，不可以治国；惠施、邓析狡辩而无用于社会治理。在荀子眼中，
这些学说都不足以治国平天下，但是它们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迷惑大众
。因此，荀子希望消灭这些学说，他明确提出：
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执者，舜、禹是也。
荀子主张圣人执政，消灭这些学说，统一社会思想。这种学术态度显现出了荀子思想中蕴含的强烈的排他性。
墨子的学术态度同样具有排他性，
他认为其他学说的流行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并希望消灭其他诸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墨子认为，思想混乱，百家争鸣，正是社会混乱的根源，他指出：
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议”。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
在墨子看来，
当时人们各执己见，相互论争，加剧了社会矛盾，因此，他强烈主张消灭异己学说，统一社会思想。
墨子希望君主和各级官吏能够发布政令，确立是非标准，奖励与此标准一致的人，惩罚违反此标准的人，最终实现“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这种思想统一于君主的局面。
墨子视其他诸家学说为社会动荡的根源，他强烈主张消灭异己思想，实现思想统一
。这种学术态度，反映了墨子思想的排他性。
在学术态度上，韩非子思想也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他认为当时的异己思想都不利于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因此，他主张禁绝异己思想的传播，韩非子指出：
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韩非子》书影（资料图）
在韩非子看来，诸子学说的流行使国家从事耕战的人大为减少，这样就使国家越来越衰弱。因此，韩非子认为，
要想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就要消灭其他诸家学说。
他建议国君推行这样的政策：“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消灭百家学说，以法令统一社会思想，是韩非子的深切愿望
，而这也正是其思想排他性的鲜明表现。
综上可知，面对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荀子、墨子和韩非子都希望扫除其他诸家学说，唯独让自己的学说与国家权力相结合，成为国家指导思想，进而辅助国君一统天下。这种唯我独尊的学术态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这也正是其思想独断性的明确反映。
与他们不同的是，
庄子希望人们能够超越这些无休止的是非争论，体验到逍遥自由的心灵境界
。在追求超越的过程中，庄子并没有建议君主消灭其他诸家思想，实现社会思想的一统，他只是希望君主能因顺自然，无为而治，庄子指出：“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在庄子看来，君主如果能顺应自然，不凭一己之成见去处理政务，天下就能治理好了。
在政治上，庄子希望君主不要对社会进行过多干预，以使人们能明悟本性，顺应自然。
相比于战国其他思想家，
庄子更多地关注人的心灵自由方面，而不是天下治理方面。
在追求精神自由的过程中，面对其他诸家学说，庄子的学术态度是超越性的，这种超越性，体现了其思想的反独断倾向。
除墨家思想在秦汉以后逐渐消失外，孟子、荀子和韩非子思想逐渐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意识形态构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独断性思想固然存在一定弊端，但是他们思想的绝对性也有利于培养起后继者的学术自信
，而其思想的排他性也有利于维护传统思想秩序的稳定。与他们思想的独断性不同，庄子思想具有鲜明的的反独断倾向，
这种倾向在思想史上发挥的不是维护的作用，而是瓦解和开拓的作用
。就庄子思想的相对性来说，其对绝对真理和普遍标准的否定，鼓舞着人们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让人们敢于怀疑原来的思想权威，从而创造出新的思想；就庄子思想的超越性来讲，
其对固执己见的批判和诸家是非的超越，也为人们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去看待诸家思想尤其是外来思想提供着重要的理论支持。
从历史上来看，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对儒、释、道三家都有一定影响。
就儒家而言，庄子对绝对真理和普遍标准的否定有利于部分儒生摆脱某些伦理教条的束缚，打破对旧有权威的崇拜。以旷达著称的嵇康就深受庄子思想影响，他声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同时，他又“非汤武而薄周孔”。 商汤、周武王、周公和孔子是儒家圣贤的代表，经过汉代的儒学独尊运动，这些人物已经具备了神圣性与权威性，而
嵇康却公开声称自己对他们持批判态度，这种质疑权威的精神是与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一脉相承的。
与他同一时期的阮籍也对儒家经典的神圣性提出了质疑，他在阐释庄子思想时指出：
彼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庄周之云，致意之辞也。大而临之，则至极无外；小而理之，则物有其制。夫守什伍之数，审左右之名，一曲之说也；循自然，小天地者，寥廓之谈也。
阮籍认为，儒家六经重在分别事物之间的差异，从而建立相应规则制度，通过外在约束使事物各安其分；
而庄子思想却重视事物之间的统一，崇尚自然无为，其格局更为宏大
。自汉代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以来，儒家六经就成了真理的渊薮，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人们要想表达自己的思想，只能通过作注的方式依托六经进行阐发。而
阮籍却将庄子思想上升到了比儒家六经更为高远的地步，这种举措无疑动摇了儒家六经的神圣地位
。
明代中晚期以质疑精神著称的李贽，也深受庄子反独断倾向的影响
，他在注解庄子思想时指出：“要见南华之意，直以儆世之愦愦者，直谓世之君子者，皆天之小人也。噫！孰知畸人者，乃畸人而侔天也哉！”李贽认为，《
南华经》也就是庄子思想的宗旨就在于警醒世人，让人们知道合乎儒家伦理的君子，正是损害天性的小人
，而不合于俗的人，却是保存天性，顺应自然的真人。在他看来，“仁义礼乐，皆外也。”也就是说，仁义礼乐，都是违反人的天性的东西，要想保持自然天性，就得抛弃它们。
李贽对当时被奉为神圣的儒家伦理进行了批判，而其批判的重要工具正是庄子思想。
综上可知，在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后，
部分儒生往往借助庄子思想对儒家伦理的权威性与神圣性提出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