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 | 中国“丑男”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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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要谈论的“中国丑男”不是女人“觉得”的中国男人“丑”；而是从理性角度， 中国男人确实“丑” 。此其一。

再者，因为人种的差异，像侯虹斌女士把知识界的东亚蒙古人种的中国男人与欧洲日耳曼人种的欧美汉学界专家作比较，这种先天的劣势其实与“中国”这个定语无关。100多年前，日本明治九元老之一的首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即倡导优化日本种族。俟其当政后，更是实施“ 谋种 ”政策， 鼓励日本女人与白种男人通婚；甚至鼓励欧洲白种人旅日期间多与日本女人“野合”以“借种”。 据说谭嗣同对此十分羡慕，但他也知道中国断无可能推行此政策，于是喟然作诗曰：“ 娟娟香影梦灵修，此亦胜兵敌忾俦。蓦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谋种到欧洲？ ”之所以近代史有“谋种”这样极端的种族主义政策，就在于东亚蒙古人种相对于欧洲日耳曼或高加索人种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下具有先天的劣势。

因此，“中国丑男”之“丑”也并非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种差异所导致， 大陆中国男人相比于日、韩，乃至于台、港，也明显更“丑”。 此其二。

那么，除却上述两个因素，中国男人为什么显得“丑”呢？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丑男”是如何炼成的呢？

从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日常经验来看，中国男婴从母亲体内分娩出来开始，历经抚育、教育和社会文化的浸染，有太多的因素促使他成年后变得“ 容貌粗俗、气质粗鄙 ”。

明哲保身的家庭教育、钳制思考的学校教育、功利主义的社会熏染 ，这基本上就是中国男人的成长历程和生活境遇的标配。他们在这样的“标配”下，大多丧失掉了“自由发展”的能力和条件。明哲保身的家庭教育使他们人格扭曲；钳制思考的学校教育使他们不能理性思维；功利主义的社会熏染使他们笃信丛林法则。这些因素，就是熔炼“中国丑男”的原材料。

有了熔炼“中国丑男”的素材，还需要经历一个熔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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