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然而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复辟分封制的动议就不绝于耳，当时的丞相王绾提出：
“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更严重的是“群臣皆以
（分封制）
为便”。秦代大量高级官员与儒生一样意图恢复封建制表明，秦代军功爵制的虚假表象之下，传统贵族仍然占据了秦王朝统治阶层的主体，他们对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是持有疑虑的，自然也就与秦始皇的本意相违背。
在这种朝臣与君主对立的状况下，能够跟上帝王心理的站队便显得尤为重要。首先站出来力挺郡县制度的廷尉李斯提出“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的诸子安置方案，立马得到了首肯。而东方六国儒生为主的博士就对郡县制颇有微词，比如齐人淳于越就曾在咸阳宫当面指出：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
言语间强调商周的分封制才是王朝长久的根本，因而引起了极大的不悦。再加上儒生方士在秦始皇封禅期间的迂腐表现，让秦始皇对儒生的反感更为加剧。
偏偏在此时，当秦始皇因为“卢生讥谤”而大怒欲“尽坑诸生”的当口，长子扶苏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谏曰：
“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扶苏的这一表态，无疑是对秦始皇的巨大否定，也是对其“功盖三皇五帝”的不敬。以法家为治国基本理念的秦始皇对于扶苏的愤怒显然不是简单的“怒其不争”，而是一种“道不同不堪为谋”的愤怒。正如历史学家吕思勉在《秦汉史》中所言：
“古太子皆不将兵。使将兵，即为有意废立，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苏之不立，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
扶苏为儒生争辩且强调孔子之重的这一点触碰到了秦始皇选择嗣君的原则与底线。所以《汉书》中特意强调了“扶苏以数谏故不得立，上使外将兵”，表明这次外放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很多人口中对扶苏公子的历练与打磨，很可能是秦始皇对扶苏的变相抛弃。
以此向后推演，扶苏的结局似乎可以说得通。当赐死扶苏的所谓“矫诏”来到上郡时，手握雄兵的蒙恬认为诏书有诈，应该向秦始皇询问真假，但扶苏却对蒙恬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旋即自杀。这一匪夷所思的做法一方面可以看作扶苏的愚忠，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自己被父亲放逐出权力中心的心灰意冷，也表明秦始皇并未在放逐之后给予扶苏任何进入嗣君位置的希望。面对与自己观点尖锐对立的父亲，扶苏认为被赐死也是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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