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再来看对史料的解读。以天津《国闻报》第1号的材料为例，全文如下：
营口新闻 民船进出口数○营口为东三省水道咽喉，商舶咸集，帆樯林立，从前民船每岁进口，约计二千余艘，有时多至三千以外，中外通称以来，轮船渐多，民船渐少，上年计到八百号。
（《沙船研究》，281、407页）
引文中“中外通称”当为“中外通商”，而两处引文皆
误为“中外通称”。该段引文还全文出现在第三编第五章“上海沙船的北货：豆货”中，即作“中外通商”。
（《沙船研究》，293页）
第三编第四章对该段引文的释读如下：
营口市地处沿海，是进出东北地区的门户，从沿海各地而来的商船集聚于此，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三千艘以上。然而对外开放之后，外国的蒸汽船逐渐来航，民船的数量急剧减少，时至光绪二十二年，船只数量减少到了八百艘。
（《沙船研究》，281页）
第三编第九章对该段引文的释读如下：
位在东北水道咽喉之地的营口，聚集了沿海各地而来的商船，一眼望去帆船的桅杆树立如林。以前每年来往民船有二千艘以上，多的时候高达三千艘，但是口岸开放之后外国汽船增多，民船出入营口的数量剧减，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民船数量已减少到八百艘。
（《沙船研究》，407、408页）
两处释读差不多都只是对引文材料的复述，因而内容不可能有差异。有意思的是，在引文错误都一致的情况下，两处释读文字却存在着叙述上的差异，而不是让人一目了然的复制关系。不管这种文字叙述上的差异是否刻意为之，第三编第九章中“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一节内容，照搬第三编第四章中“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一节内容的事实，不容讳言。
第三编第九章中的“东北地区的豆货出港”一节，与第三编第五章中的“东北地区的豆制品交易情况”一节，存在着更为严重的内容照搬的情况。“东北地区的豆制品交易情况”一节共有十五条引文材料，“东北地区的豆货出港”一节，也是共有十五条引文材料，两者引文材料完全一致，材料编排顺序也完全一致。如果说，“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一节，可以算作是对“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一节内容的缩写，那么“东北地区的豆货出港”一节，则基本就是对“东北地区的豆制品交易情况”一节内容的复制。此外，第三编第九章“清代东北与上海沙船航运业”中“绪言”、“小结”部分所引用的三条史料，均来自第三编第四章“上海沙船航运业与南货：上海棉布的流通”中的“绪言”和“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