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与历史｜“小资本主义”是什么？它在中国古代真的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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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的保姆说……

那里的保姆工作非常轻松

一顿大餐之后，从来没有洗不完的堆积如山的盘子

黎明来临之际，她们只需要轻轻地系上一条黑色的魔法围裙

然后一切都回归原位

保姆！我可以去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吗？

——张尚华《酒鬼》，1986

正如本书力图概括的，中国的社会形态，即广义上的“中国文化”，主要结构和动力来自贡赋制生产方式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互动。我对帝制中国中晚期的政治经济、区域化、亲属关系和性别，以及民间意识形态进行了解读，并简要分析了这些因素在历史上如何影响了中国社会。

在本书借由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制中国中晚期两种生产方式间的关系，都显现出对一种重要的结构连续性的维持。人们有时是具有相当自觉意识的阶级成员，有时仅仅是在家庭选择中做出自己选择的普通人。他们根据两套虽然不同，却又具有紧密联系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可能性行事。有时候与贡赋制兼容的行为，几乎充斥于小资本主义的行为中，反之亦然。在本书中，我不打算解释为什么这些转变会发生，尽管这可能是对中国历史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探索不会有唯一的答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的具体情况，同时不放弃对结构规律性的探索。然而，在小资本主义抉择与贡赋制抉择之间的相对权衡变化，部分地可以解释为两种模式之间缺乏契合，以及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好生活愿景的人们所产生的相互矛盾的行为冲动。在这里，我只想概述一下我认为发生了什么，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是如何发生的。

这一论点的关键在于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竞争观念：这种竞争当然不是不能行动的、被重新整合的抽象概念的竞争，而是官员与业主、妇女与男子之间的竞争；是思想内部的竞争，是行动之间的竞争。宋代以来，这一竞争（确切地说，这一斗争）催生了中国文化中的大量因素，从而形塑了中国文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输入中国时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形态的中国文化。我相信，这一斗争得到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可，而这份文化认可来自传统中国人对压制异端思想、政治异议和家族纷争的深切关注。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和谐——这一伟大的文化信条——很少能够实现，压抑或自我牺牲是人们更熟悉的结果。这一难解的斗争图景能够在每一代人的手中重建，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中国人的行为是冲突观念的外化，而是因为人们经常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各种往往互不相容但合法的目的：贡赋与投资，赡老吊亡与抚幼育人，嫁妆对应聘礼，诸如此类。

自宋初以来，这两种模式就显现在中国人生活的世俗化趋势中，并获得日臻微妙与复杂的发展。同时，它们也为彼此的互动演化出越来越复杂的制度机制，这就迫使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提高生存的技能，以适应其发展。我们也许可以在中国的行政机制和商业实践的某些方面看到这一点，也可以从将这两种模式连接成单一社会组成的高度神秘化的体系中看到这一点，因此这些制度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质。亲属关系和性别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民间宗教也同样如此。

尤其是宋代以来，统治者发展出了涉及范围极广的一整套思想和行动的工具，既努力维系了贡赋制经济，又限制了小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的竞争。这套工具包括：对用以笼络富家人才的科举考试的采用，对基本市场机制的利用；对各种有效的行政手段和军事技术的广泛施用；对监视异己的密探和告密者的安插与鼓励；通过把父系亲族纳入密不可分的宗族团体，以及使男性对女性亲属负责，而使这种关系渗透入家庭生活；对民间神灵和庆典活动的挪用和再语境化。凭借朝廷的能力和一个由官绅构成的统治阶级，中国政府政绩斐然：1.对他们所管辖的辽阔疆域进行规训并收取赋税；2.朝着王朝的长治久安前行；3.让大众生活中弥漫着对贡赋制私人关系的憧憬；4.让大众生活融入一个等级化、官僚化的宇宙观想象中。以上这些都是彰显贡赋制模式影响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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