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 | 我认识的蔡美彪先生

中华读书报 · 公众号 · 读书 · 2025-05-19 08:01

正文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

二

蔡美彪先生在韩儒林（1903-1983）、翁独健（1906-1986）二位先生相继去世之后，便先后从他们手中接过了学术的接力棒，扛起了中国元史和蒙古史研究的两面旗帜，同时担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和中国蒙古史研究会的会长。其实，蔡先生当时不仅仅是蒙古史和元朝史的学术掌舵人，而且还是辽、金、元三代历史最杰出的学术权威。作为《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的主编，蔡先生的学术自然必须具有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宏大格局，而作为一名杰出的蒙元史家，他又必须是一位语文和文献根基深厚、注重文本解读和历史考据的语文学家，显然蔡先生于以上这两条完全不同的学术进路都轻车熟路、得心应手，是当时中国历史学界极少见的于通史和专门史皆可称权威的杰出史家之一。在1986年9月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上，时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的蔡美彪先生代表中国全体元史学者作主旨报告，在国际蒙古学和元史研究的总体视野下，对中国元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做了扼要的回顾和评论。作为会务组人员，我有幸在会前就拜读了蔡先生的这份报告，读来如醍醐灌顶。我专门学习蒙元史至此已经三年多了，但对蒙元史研究的学术史了解很肤浅，对从事蒙元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等也都没有很深刻的理解和自觉，蔡先生这份报告三言两语，一下就拨开了我脑袋中的很多迷雾，从此对世界蒙元史研究的学术理路有了非常清晰的理解。记得听蔡先生在台上作主旨报告时，台下的我心中充满了对蔡先生的崇拜和敬仰，觉得他在这个国际学术舞台上为中国元史学者争得了无上的光荣。

大概因为我主要是一位喜欢细究文本和考据的语文学家，故对蔡先生众多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类的鸿篇巨制读得不多，但曾有几次向蔡先生单独请益学问的机会，他的宏论于我常有振聋发聩的效果。记得有次我向他讨教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先生对于蒙元史和西域史地研究的成就，蔡先生一下拉开了话匣子，娓娓道来，廓清了我很多的困惑。他首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盲目崇拜王国维和陈寅恪二位大师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时下津津乐道王国维和陈寅恪的那些人多半根本就不懂他们二人的学问，所以，谈王国维者多半在说他的《人间词话》，而说陈寅恪者十有八九在谈论他的《柳如是别传》。但是，稍懂点学问的人都应该知道，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时还是一名钟情于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愤青和文人，根本还没开始做专业的学术研究；而陈寅恪写作《柳如是别传》时已是目盲心死的老者，这时候想起了他年轻时读不太懂的河东君的那些诗词，所以，《柳如是别传》虽然学养深厚，但它不过是一部自娱之作。总之，不管是《人间词话》，还是《柳如是别传》，都不是他们的学术代表之作。王国维、陈寅恪二位先生最经典的学术著作应是他们研究西域史地和蒙元史的作品，它们才是当年走在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学术著作。可惜，这些作品曲高和寡，今日那些高谈阔论王国维和陈寅恪者，大部分人根本读不懂它们，当然也就无从说起，只能紧抓住《人间词话》和《柳如是别传》不放，喋喋不休地拿它们来说事了。蔡先生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二十余年之后，我参与了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开始重读陈先生早年在清华十年时期的著作，回顾陈先生的学术经历，更深切地理解了蔡先生当年这番话中透露出的真知灼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南京大学元史室工作时曾经负责过几期《元史研究通讯》的编务工作，记得曾经编发过蔡先生讨论王国维缘何投湖自尽的一篇文章，蔡先生根据他所见到的王国维先生生前留下的几封信件，提出了与当时大部分学者的种种猜测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对王国维先生之学术和人生路程的细致分析，显然都具有他人所达不到的视野和高度。这篇文章刊载于仅在百余名元史学会会员中间流通的《元史研究会通讯》上，但它的学术质量和高度绝对不逊色于那些揭载于重头大刊上的文章。蔡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的大家。

三

蔡美彪先生作为蒙元史大家自然有很多“会通类”的名篇大作为人称颂，但我发现贯穿其七十余年学术生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主题是他对元代白话碑，特别是八思巴字碑刻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蔡先生的成名作是1955年出版的《元代白话碑集录》（2017年出版了它的修订版）；1959年，蔡先生又出版了他与罗常培（1899-1958）先生合著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2004年增订）；2011年，已是八十余高龄的蔡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封山之作《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这几部著作应该是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之外最重要的属于个人的学术专著，可见他一生用力最勤的是对元代白话碑和八思巴字碑刻类文献的非常标准的语文学研究。1990年代初，我在德国波恩大学读书期间，常年参加迪特尔·舒(Dieter Schuh, 1942- )教授的古藏文文献阅读课程，其中有一个学期专门阅读元代留存的藏文诏令和文诰。舒教授是研究蒙元时代藏文诏令、文诰的世界最顶级的专家，早年有相关经典的专著出版。但当我们一字一句地精读这些元代古藏文文书时，却依然常常被其中出现的那些只有元代官方文献中才会出现的冷僻词汇难倒，这些词汇在当年所有的藏文词典中都找不到，虽然舒教授常常凭借其天才的直觉给出这些词汇的意义，但终究缺乏语文学的依据，而由于我们这些藏学家对蒙元制度和历史的了解远不够深入，故对这些元代古藏文文本的解读遇到了很大障碍。这时，蔡先生的《元代白话碑集录》和《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这两本书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我们阅读的那些元代藏文诏令和文诰在形式和内容上与蔡先生集录的元代白话碑有很大程度的类似，将它们对照起来阅读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这些古藏文文书。而蔡先生于其书中对每一个碑刻文书中出现的所有专门名字、名物词汇和术语，都做了非常精细的历史学和语文学的解读和考据，它们为我们准确地解读那些在藏语文词典中找不到的冷僻词汇，正确读懂这些藏文诏令、文诰中所提到的法令、制度和历史，提供了极有比照和启发意义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