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艾国柱自认遭到了流放。他在省城呆过，向往城市。有时他脱掉衣服，跳进双港河，任凭水泥坝下的水往背上砸，闭眼畅想，离开洪一，去省城，去直辖市，抵达首都。去首都还不够，还要去纽约。
睁开眼仍是洪一。艾国柱忍着，他靠写情书对抗无聊的时间。后来他算过，那段暗恋历时八年。艾国柱始终得不到对方。女孩家在建设银行，而自己曾是农业户口，他觉得对她的暗恋是僭越。直到考了警校他才敢表白。艾国柱总为出身小心翼翼。
在洪一，艾国柱交过两个女友，都是当地乡干部的女儿。但回县城，他从不告诉亲友。半夜上厕所，推开门，天空悄无声息地下雪，屋里，女人在床上熟睡，棉被盖着她丰腴的身体，灯光照着地上丰腴的雪，世界尽头，时间消失了，天地之间好像只剩两个人。后来去了城市，少有这种孤独的温暖了。到现在他仍怀念那个时候，但在当时，他及时结束了爱情。
“女人那里就像木板上的蛋糕 ，如果我不能克服饥饿，跑去吃了，老鼠夹子就把我夹住，我就要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待上一生。”（《鸟，看见我了》，2010年）
最无耻的一次，女友吵架，留了纸条跑掉，纸条上写满错别字，意思很清楚：再也不回来了。艾国柱窃喜，收好纸条，留作武器，如果对方回来，他就可以拿出证据，喏，你说过，分手了。
艾国柱担心困死在乡下。1999年12月31日夜里，电视上国外总统发表讲话，零点到了，神秘的新千年来了，艾国柱和女友在床上许愿，永不分开。因为对方是城里人，卑劣的艾国柱就与她纠葛很久。
几年过去，艾国柱先从派出所调到瑞昌公安局，又被借调到县委组织部。铁饭碗越拿越稳。艾国柱几乎连衣服也不用买。单位什么都发。从警校开始，他经历了中国公安三次服装调整，从绿色底换蓝黑底，一共发了三件大衣，三套衬衣，每套衬衣分春秋两式，共六款，算上换洗，一共发了十二件。制服堆成一堆。
整个县城没有多少大案子。仅有一次，有个异乡的疯子在街上砍杀路人，警察有枪的拿枪，没枪的拿板凳腿，全冲出去找他。艾国柱拿的是木棍。
一切自有其边界，一切自有其秩序。食堂圆桌上，位置高低早就固定，但总有人不愿落座，虚伪地推让。最大的官面朝门口坐着。最小的职位——三级警司艾国柱肩扛两杠一星，坐在门口。他穿着草绿色制服和黑色皮鞋，警帽倒扣在桌上，落了灰尘。喝酒很重要。艾国柱一喝就脸红，但求他办事儿的人说，脸红能喝，艾国柱就只好天天喝，天天吐。打麻将也是必备技能。下班就打。一次，从麻将桌上，艾国柱看到了时光的无望，写了下来：
我打了一圈麻将
上桌的时候生龙活虎
嘴里叼着一根烟
假意咳嗽
按照时钟走的方向
我在这个下午
换动位置
我先是坐在了30岁的章副主任的位置
接着又坐在了40岁的曾主任的位置
最后我坐在了50岁的周调研员的位置
我看到我的头发一根根地往下掉
（《明理巷7 号• 公安局》，2002年）
借调去组织部，每天早晨艾国柱穿衣下楼，走去市委大楼，提前二十分钟进屋，给领导擦桌子、扫地、清洗烟灰缸、倒热水。人们眼中，公安局来的“小艾”年轻有为，连司机也觉得他前途无量，判断他四十岁前能升到副处级。
父亲艾宏松为此骄傲。在瑞昌，人们孜孜以求，无非是体面地活着。儿子成了国家干部，这是至高荣耀，这也属于自己的建设成绩。艾国柱却焦虑得失眠。表面上他按部就班，其实却与周围格格不入。他只是忍。
一次相亲，坐在公园，艾国柱跟女孩一起看着对面的铁轨。因为母亲生病，那女孩才从城市回了瑞昌，艾国柱看出了她的失落，知道爱情不能发生，两个人的心都不在瑞昌，如果结婚，只会互相埋葬。因此他很克制，两人礼节性地散步，手也没拉过。
夜色里，火车呼啸而过，车内的灯光映入湖水，像一条红色的鲤鱼，穿城离去，开往远方。
艾国柱呆坐原地。他觉得自己被远方遗弃了。
━━━━━
三
灵堂上的父亲身着寿衣，脸上蒙着黄表纸。子女整理父亲的遗物。一台橱柜被丢去院子。橱柜上画了仙鹤、工农兵和毛主席题诗，都是年轻时艾宏松临摹的，他那时热衷画画、书法、写诗，也拉二胡。
结婚后，艾宏松扔掉了那些爱好。他也告诉子女，那些东西都没用。在他眼里，世上万物分两种，一种有用，一种没用。艾国柱知道了，课本有用，武侠书没用，词典有用，流
行歌曲没用。
在警校时，他沉湎于写情书，还编写故事。在洪一派出所，夜晚总去抓赌，离开现场，艾国柱就心急火燎往回赶。回到宿舍，他就放磁带，拿笔，迫不及待地写起他永不发出的情书，有时他还对着灯光，睁大眼，让眼球发胀，流出眼泪。 2002年，在组织部，艾国柱下了班，回家看球，写球评。他从“红苹果”、“戈锋”等一堆笔名中挑选了较为庄重的“阿乙”（其发音“Ayi”近似于艾的发音“Ai ”，同时也意味着排行第二），公开使用。文章发在论坛被人赏识，有人约稿，发在体育报刊，稿费寄到单位，汇款单上数字比工资还高，传达室老头惊愕了。
世界杯结束，秋天，《郑州晚报》招聘。艾国柱投简历，体育部主任打来电话，说，你过
来吧。
艾国柱感受到了诚意，请了三天假，收拾行李。此前他曾偷偷去了一次天津应聘，也是一家报社，面试时屋里坐满了人，艾国柱手心冒汗，支支吾吾，最终落荒而逃。
艾宏松阻拦儿子，理由是外面骗子多。艾国柱坚持要去。奶奶伏在地上，抱住他的脚，一边哭喊，一边威胁说，她也要收拾被子，跟去郑州。
艾国柱毫不理睬，坐进一辆面的，去往火车站。
艾宏松第一次感到无法控制儿子。过去他说一不二，如今他彻底失势，只能独自暴怒。
离开瑞昌，抵达城市，郑州第一晚，艾国柱住在地面潮湿的宿舍，放下行李，递给室友自带的酥糖。室友睡着，他彻夜失眠。假期到了，瑞昌催他回去。艾国柱持续谈判，公安局不愿停薪留职，也不愿保留编制，而报社，迟迟不给合同。艾国柱悬在中间，进退不得，挂了电话，总要喝到大醉。僵持半年，编制被解除，艾国柱就此从瑞昌缺席。
“从此无君无父，浪荡江湖。” (《 模范青年》，2011年)
假期回瑞昌，同事假意夸他有勇气，背地里，却说他脑子有病。外面的人则耻笑他读书少。艾国柱在羞愧中买书读。编辑夜里上班，值班做版，他抽时间在便条上写故事梗概，飞快做版，赶回家，坐下就写。有时睡着了，爬起来接着写。报社工位紧张，艾国柱总要起身让人，这让他羞愤。在得到上海《青年报》的职位后，他果断辞职。无意间又往前走了一步——这次是离开省城，到了直辖市。在上海他没呆多久，不到半年，去了广州的《南方体育》。在广州，他住城中村，吃盒饭，坐公交，作为一个随时离场的打工者，只有持续的写作是他的慰藉。2004年底，提着一箱书和一箱碟，艾国柱离开广州，到《新京报》上班。几年不到，他实现了在洪一乡时发的愿：离开瑞昌，去省会，去沿海，去首都。他离瑞昌已经越来越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