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冷战结束之后，强制外交曾一度成为美国智库和学术界热衷探讨的美国对外政策行动的重要选项。其基本原因在于：第一，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单极世界中拥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第二，针对处理棘手和具有挑战性的安全议题时，强制外交可以代替美国的军事干涉，是一种成本和收益更为可控的外交和安全行动方案；第三，在涉及地缘政治因素复杂的地区和国别问题时，强制外交能够避免与其他大国的军事或者安全利益直接对抗，适合于目标单一、危机或者威胁解除型的国际冲突，不需要美国长期军事和政治介入。美国学术界认为，通过强制外交比较成功地予以解决或者缓解的地区性安全危机包括：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的索马里危机和国际人道主义干预、１９９４年的海地危机、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的台海危机、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的伊拉克冲突、２００３年卡扎菲政府放弃核计划、２０１５年的伊朗核协议以及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的乌克兰危机。
然而，强制外交运用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并不成功。原因在于“美国总是缺乏决心来有效遏制朝鲜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追求，而制裁等强制行动和总是存在的美国对朝动武的前景反而进一步激发了朝鲜想要通过核武器来强制改变美国的朝鲜政策的决心”。与此同时，朝鲜核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核不扩散进程问题还涉及中俄与美日之间的战略竞争、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进程、东北亚地缘战略环境重组等诸多议题。更重要的是，以家族统治、先军政治为核心要素的朝鲜内部的权力体制，又使其具有一般国家所不具备的“抗压性”，持续的“压力和孤立”政策难以在短期内直接产生“压服朝鲜”的效果。有效的对朝强制外交不是简单的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基础上的危机应对，更需要动员美国同盟体系之外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甚至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重建东亚的大国协调机制，决定性地改变部分国家的朝鲜政策，才能最终在对朝强制说服进程中去除朝鲜政权认为总有机会“坐以待变”的幻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朝强制外交更需要接近于劳伦斯·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战略性强制”的概念，也就是要动员更多的国内与国际力量，遏制和打击目标国“实施和追求威胁行为”的内在体制和能力，使得挑衅性的战略无法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获得所需资源而难以为继。“战略强制”概念的核心，是要全面扼杀目标国“继续保持和实施威胁性行为的能力，助长其内部对保持强硬对抗行为的绝望感”。
不仅在朝核问题上碰壁，运用强制外交来解决其他的核扩散问题迄今鲜有成功的实例。２００３年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主动向美国交出自己的核计划，是因为当时的利比亚还远远没有成功地实现实验性的核材料提取。伊朗核问题虽然在２０１５年６月达成“６＋１协议”，但美伊持续紧张的关系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对奥巴马政府伊核政策的批判，迄今难以让国际社会对伊核局势和平解决保持信心。１９９８年印巴核竞赛之后，美国与国际社会都曾尝试使用强制外交，但最终因为地缘战略环境的变化，美国率先默认了印度核力量的“合法化”。核武器在国家安全努力中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强制外交运用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就开始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核能力和导弹能力在过去１０年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的朝鲜，会有成功的机会吗？尤其在朝鲜这样一个安全能力存在严重内在缺陷、外来敌意与军事威胁又长期难以消减以及常规军事力量和传统对手比又全面落后的国家，即便是遭到类似“全面遏制政策”性质的“战略性强制”，朝鲜就会放弃核武器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超越对朝鲜拥核的主观判断，转而分析朝核进程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冲突化解手段的尝试，才能有比较地了解让朝鲜弃核究竟还存有什么样的政策选择。从１９９３年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朝鲜追求核武器与核导弹所引发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已经持续了近２５年。这２５年中，朝核问题的国际应对方式几经起伏，已经尝试了国际危机冲突与危机管理的几乎所有手段。这些手段包括：以“六方会谈”为代表的多边外交与政治解决进程（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以日内瓦框架协定和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为代表的用经济援助和能源补偿来交换朝鲜的核开发（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时的美国和朝鲜的外交接触与援助（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以“阳光政策”为代表的“朝韩和解进程”（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主体的国际制裁（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以中国为代表的多年来“劝和促谈”的外交斡旋努力（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以及以美国为主导的同盟体系对朝鲜不断提升和扩大的军事威慑（１９９３—２０１７年）。目前还没有尝试过的手段或许就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冲突介入以及强制性国际人道主义干预了。在朝核问题持续至今的２５年里，经历了五位美国总统和七届美国政府，即便在与朝鲜对话和外交接触期美国也从来没有放弃强制外交的政策手段。为什么朝核问题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首先，权力体制的特殊性使得“拥核自保”和“拥核自重”成为朝鲜维持政权的唯一法宝。其次，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对朝核问题的外交解决进程三心二意，有关朝鲜将要崩溃的幻想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便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曾在执行对朝强制外交的同时寻求与朝鲜的接触、对话甚至给予援助，但始终没能“正面回应和满足朝鲜的安全关注”。再次，东亚地缘战略环境的特殊性。中、美、俄三国之间的地缘战略较量给朝鲜留下了“拥核自重”的空间。在这方面，突出的论断是西方盛行的“中国不愿意放弃朝鲜论”。最后，美国所领导的同盟体系内部的协调不时出现问题，美国的同盟国家在如何对待朝鲜问题和朝核问题上犹豫不决，因而阻碍了对朝强制外交的实施效果。这包括美韩同盟内部曾因为韩国“进步派”政权实施对朝“阳光政策”出现的争议和摩擦。
然而，时至今日，朝鲜核武器开发的威胁性显著提升，未来朝鲜半岛出现军事冲突以及战争的可能性难以排除。朝核问题已经到了不能继续“拖下去”的时候了。由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朝核问题有着东亚地缘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复杂性，打破朝核问题僵局事实上已经不能延续一般国际冲突解决的传统理论，而必须寻找新的实证依据来寻求半岛冲突解决的新出路。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其朝核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既是近年来朝核局势持续紧张和升级的产物，也是美国朝鲜政策寻求改变和打破朝核僵局、寻找尽早遏制朝核威胁增大的结果。这一政策正在成为增强版的强制外交。在目前朝核僵局难以打破的窘境下，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政策值得分析和期待。其核心变量有两个：一是特朗普政府如何能够尊重中国有关朝鲜半岛“不战、不乱、不核”原则的同时加强大国协调与合作；二是朝鲜本身如何回应国际社会所发出的停止挑衅的呼吁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核扩散和导弹试验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精神，切实弃核以获得安全保障与发展利益。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朝政策中，强制外交和接触外交始终交替存在。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政策同样具备强制外交的多种要素。不同之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将朝核问题列为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这决定了美国对朝强制外交的力度、范围和手段选择都在出现实质性的不同。奥巴马政府２００９年１月上台，当时美国和朝鲜在谈还是不谈问题上较劲，双方围绕着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被搁置的“六方会谈”中各方达成的第二阶段朝鲜核设施“去功能化”的查证进程如何进行而博弈。当时美国要“看彻底”，朝鲜只让“看部分”。压垮“六方会谈”的“最后稻草”有两个：一是２００９年６月朝鲜的第二次核试验，二是２０１０年３月的“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二者让奥巴马政府下决心“不再第三次被朝鲜欺骗”。
金正恩政权２０１３年２月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和２０１６年又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之后，美国防务界对朝核问题的担忧急剧上升，奥巴马政府也更为重视朝核问题。美国并不会容忍朝鲜拥有能够攻击美国本土的核武器。但问题是，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外交与安全重点是提出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第二任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优先事项是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和在叙利亚实现推翻阿萨德政府的目标。朝鲜问题尽管重要，并没有被奥巴马总统提升到日程的优先事项。但是，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战略耐心”政策确实失败了，单纯依靠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以及美日韩三边军事协调加强对朝鲜的危机应对，并不能遏制朝鲜的核开发进程，也无法在短期内造成朝鲜“就范”的局面。相反，“战略耐心”战略只会激化金正恩谋求核能力升级的紧迫感。
“战略耐心”政策有三大要素：一是不降低与朝鲜外交接触和对话的“门槛”，强调美朝对话或者恢复“六方会谈”的条件是朝鲜必须拿出可验证的弃核行动的诚意；二是加强对朝鲜的孤立和压力政策，谋求断绝朝鲜导弹与核武器开发所需要的资金、设备和材料来源；三是提高对朝鲜的军事威慑，遏制和回击朝鲜的军事挑衅，但没有把解决朝核问题作为奥巴马政府外交的优先事项。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中，美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优先努力一直放在达成伊朗核协议方面。２０１３年，美国前负责朝核问题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出版自己的回忆录，痛陈从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间的历次会谈中如何“被骗”。他的结论是就弃核问题与朝鲜进行对话，只会继续“受骗”。希尔的回忆录是对奥巴马政府“战略耐心”政策的生动注解，“战略耐心”政策的核心不是不对朝核问题做什么，而是对整个朝鲜问题的解决呈现出了政治和外交上的“消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