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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石河子监狱方面组成的保外就医考察组曾来到牛玉强家中。经过评估，作出续保一年的决定。但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牛玉强等着，考察工作组却再也没来过。其间，在家休养的牛玉强病情也逐渐好转。他很少出门，只是闷在家里写思想汇报，然后送到派出所，送到居委会，送到街道的司法所。就连出门几天，牛玉强也必向民警汇报。
1996年，有人给牛玉强介绍对象——在北京长大的河北籍姑娘王彩霞。第一次见面，牛玉强就坦白了自己的情况，说自己还是个囚犯，属于保外就医。王彩霞觉得这不重要，年轻时打架而已，她对白净帅气的牛玉强倒是一见钟情。恋爱一年后的1997年，他俩就结婚了。也是这一年，修订后的刑法实施，牛玉强所犯的流氓罪被废除了。
两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这给这个小家庭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增加了不少负担。牛玉强曾琢磨着出去挣钱，但他身体弱加上没有身份证，找工作基本无望。家里的收入全来自王彩霞在外打零工每月的五六百元。于是，牛玉强揽下了所有家务以及照顾孩子。在牛玉强的观念里，只要在家里等到2008年刑满了，去一趟新疆办手续拿个释放证明，回来就是普通人了。一家人的日子就这样过得拮据而平静，却也甜蜜。
2004年4月的一天，两名“意外来客”打破了这平静的日子。他们自称是新疆来的狱警，看到牛玉强在家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当天家里只有牛玉强一个人，他以为就是例行考察而已。过了两天，这两人又来到家里，说要将牛玉强带回去。
牛玉强和王彩霞顿时傻眼了。王彩霞一个劲儿追问原因。狱警回答，牛玉强保外就医逾期未归并在逃，已经被网上通缉。之前监狱多次向北京警方发函，要求牛玉强返回，都没有效果。
“网上通缉？他一直好好呆在家里，定期汇报呀！”王彩霞立刻去找派出所找来民警。在民警的证明下，狱警的态度有所缓和并表示，离2008年4月刑满还有4年，再加上减刑，应该过两三年就出来了。2004年4月30日，牛玉强被戴上手铐押回新疆。再次回到监狱的牛玉强，对劳动改造充满希望，只要将剩下的4年刑期服完就能回家，2008年还能赶上看北京奥运。不久，监狱方面告诉牛玉强，其在保外就医的十几年被监狱认定为“在逃未归”，不能算入刑期，
这样他还有16年的刑期，从2004年起，他的刑期被顺延到2020年。
时至今日，在石河子监狱里，和牛玉强一起去服刑的千余人，大都或者出狱，或者死去，剩下的七八个都是同样被定为保外就医逾期未归而顺延刑期的。自1997年流氓罪取消后，历经十几年，剩下的流氓罪服刑人员已寥寥无几。据最近媒体报道，算上牛玉强在内，当年因为流氓罪而服刑的囚犯全国只剩下3个，而按照刑期，
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牛玉强的“流氓行为”可谓生不逢时。年仅十八就赶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厉的“严打”，紧接着又被著名的“口袋罪”——流氓罪收进大网。一切的起因不过是年少无知参加所谓的“菜刀队”，跟班打架，争抢“帽子”等行为，在今天看来也就是治安处罚而已，顶多是聚众斗殴行为。
牛玉强的这顶“流氓”帽子让他蹉跎半生仍然不得解脱。这其中，他的人生也曾经出现一抹亮色——保外就医让他重拾健康，找到爱情，娶妻生子，其乐融融。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14年中他曾经一度有机会摘去这顶耻辱的“流氓”帽子，却因为自己的无知再度坠入人生的谷底——由于保外就医超时未归，他的刑期被顺延至2020年。
历史的诡谲与荒诞在牛玉强身上不断演绎，从懵懂少年到年过半百，牛玉强还在为一个早已消失的罪名服刑，还在为某些权力机关僵化的制度、可笑的失误和呆板的执著而买单，以青春为代价坐实了新中国“最后一个流氓”。
善良的人们总是基于内心的良知做出常识性判断，一个罪名都不存在了，而且过了十几年，还要继续为它服刑吗？在我国刑法已经修改取消了流氓罪，再将保外就医的他以原罪名重新投入监狱，并依据旧法判处的重刑延续服刑至期满，这样的做法是否合情、合理、合法？
为此，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流氓罪？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流氓罪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其中对流氓罪的规定：“流氓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携带凶器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或者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危害特别严重的，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从此，流氓罪的刑罚最高刑为死刑，与故意杀人罪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