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需要强调的是，非常规权力的运用其实也有公共性的一面。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在按制度常规地划分并运行权力之外，总要有人掌握一些特别的权力，处理制度事先无法言明的事务。在契约经济学理论中，这样的权力被称为剩余权力，即契约中除明确规定有归属的权力外，没有或者事先无法言明的权力。这样的剩余权力基本上是一种最后、最高或者紧急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在企业中，主要体现在对企业重大人事安排、重要投资的最后决策权；在国家中，主要体现在制度中未规定的国家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紧急事务的临机决策以及针对现有制度不足的补充处置等权力。在企业中，执掌最终或最高剩余权力的一般是控股股东；在国家中，这样的权力一般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手中，而在帝国显然常由君主执掌这种非常规的权力。
我们一起来看看孔飞力先生在书中是怎么叙述叫魂事件的，并揭示此事件中所蕴含的有关非常规权力行使问题的。
到了清代，从春秋战国时代走来的中华帝国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孔飞力先生还原了清朝乾隆年间发生的“叫魂”事件以及在此事件发生后官僚、君主的反应，为我们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一个成熟帝国所具有的社会与政治生态。
在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中，掌握特定方法（“妖术”）的人（通常为僧道），可以施法勾取人的魂魄（即“叫魂”），用来害人或者设法牟利。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在某地突然出现恐慌性妖术事件，然后迅速蔓延开来，大多数时候也会迅速结束。在乾隆皇帝统治期间的1768年3月，浙江省德清县就发生了叫魂妖术事件。有人想请石匠在打桩时垫上自己侄子的名字，以达到诅咒的目的，并增加敲击的力量。石匠将此事举报到县衙，当地县官进行了简单的处理，惩戒了施加诅咒者。当地对此案件的处理，得到了省级司法部门的肯定。不过，类似的叫魂案迅速传播到省内外，多地发生了叫魂、剪发辫事件，并牵涉到乞丐、游僧、道士等不稳定的人群和不确定的因素。到了6、7月份，因山东妖术案牵涉到剪发辫问题，并勾连到真假难分的地下黑暗世界，各省都开始清查，并陆续发现了不少妖术案。大量嫌犯被抓获，然后在刑讯下提供了真假难辨的有关妖术行为的口供。这么一来，民间对叫魂事件的恐惧不可遏制地传播开来，最后发展为遍及多省的妖术大恐慌，让民间处处感觉到危险。
在这场叫魂事件中，常规的官僚机制事实上发挥了正常的国家治理作用。在叫魂事件发源地，德清知县通过审理，弄清了懦弱的叔父想借石匠行妖术诅咒暴戾侄子的案情。钱塘县衙门也弄明白了在众人恐吓之下一位德清人被迫编造的叫魂故事。浙江省巡抚对这两起案件的复审也否定了妖术问题。省按察使对萧山县政府因捕役索贿而诬人妖术的案件也有效地实行纠错。在叫魂案扩展到省外后，苏州的知县因查无实据，释放了牵涉到妖术案中的和尚。后来在其他省的地方政府与省级政府，一直到中央政府最高层军机处，官僚们在处理叫魂案时也基本上都遵循了司法程序。虽然在此期间发生了为求供词而刑讯逼供，在监狱羁押过程中出现嫌犯丧命的问题，但总体上官僚机制对叫魂事件的处理仍算是有效的。到了10月底，中央政府最高层的几位军机大臣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似是而非，并勇敢地告诉了皇帝。于是，整个妖术追查行动停止。
为什么叫魂事件会不断地传播以至于发展为妖术大恐慌？孔飞力先生从多个方面分析了该事件的背景和原因。不过，推动叫魂案发展为妖术大恐慌的动力来自乾隆帝。乾隆帝从机密渠道（非常规信息渠道）收到了江南妖术的信息，后来又收到山东巡抚对当地有人剪发辫施展妖术的秘密报告。一开始乾隆帝并没有将剪发辫行为当作反叛的象征（剃发编辫是汉人臣服满人的象征），而是出于保护民众的目的，要求各省总督巡抚彻查、追捕行妖术的术士。他严厉斥责了那些未查获或轻视妖术行为的行省官员，责问他们，既然别省都报告了割辫事件，他们所在的省怎么可能“独无其事”？正是在皇帝的推动下，各地官员才纷纷行动起来，抓获了无数嫌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