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许多超大社区建成于20世纪末，正值中国房地产高速扩张期。彼时的设计标准，早已跟不上现在的需求。一部电梯日均承载千人，使用寿命从15年缩至8年；老化的电路系统在夏季用电高峰频频跳闸。更严峻的是维修资金的“窟窿”，业主对分摊比例争执不下，物业在“要钱”与“被骂”间进退两难。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公共物品的维护成本被长期低估，而居民期待却与日俱增。
“物业除了收钱还会干什么？”类似的质疑在业主群中屡见不鲜。物业抱怨居民拖欠费用，居民指责服务缩水，双方陷入“互相扣分”的僵局。更为现实的是，一种“搭便车”的心理在部分业主中逐渐蔓延开来——当面临垃圾分类、楼道整治等公共事务的投票时，超过五成的业主选择了“弃权”。
信任裂痕源于沟通机制的结构性失效。线上业主群沦为情绪宣泄场，线下议事会到场率不足 10%，70后关注的保洁频次与90后在意的社区活动形成需求错位。更根本的是代际认知差异：不少业主拒缴物业费源于开发商历史遗留问题，40%投诉指向“沟通渠道闭塞”，不同代际对“服务价值”的理解偏差，加剧了“交钱买服务”的契约精神流失，使得社区治理陷入了“无人买单”的尴尬境地。
超大型社区的便利性恰成其负担。超大型社区大多为非封闭式小区，社区商圈繁荣却引来外来车辆抢占车位现象，叠加过去停车位建设相对交少，居民只能“见缝插针”停车，有时还要上演“抢车位大战”，小区绿化带、道路边都停满了车辆，消防车通道也被堵得严严实实。规模效应在此显露出它的双刃性：资源越集中，管理越需精密，而现实往往是一地鸡毛。这印证了奥斯特罗姆的洞见：当公共资源的使用规则缺失时，“公地悲剧”不可避免。
社区如同有机体，有其生命周期。初创期靠资源投入快速生长，成熟期需精细化运营，而步入“中年”的社区则面临机能衰退的危机。公共选择理论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多方利益博弈下，理性个体往往选择“自保”，导致集体行动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