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也一样，坚持了很久，总是盼着回去。但是到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踏踏实实地留了下来，觉得在这里干一辈子挺好。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下党的干部群众从来对“发配”的说法嗤之以鼻，反而始终高看我们外来干部一眼，他们接纳我们、尊重我们，支持我们的工作，真诚地希望我们一直留下。这让我对这里的父老乡亲、山山水水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二是我看到了发展的希望，这个希望来源于1989年宁德地区地委工作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
“放炮”
刘明华：
1989年1月，下党乡的党委书记更换人选，第二任书记是杨奕周同志。老杨是下党乡上党村人，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很热爱家乡，对工作很有激情，心直口快，性格耿直。我当时是党委副书记，跟老杨搭班子干活儿。
那是在1989年6月份，我们宁德地区召开了一次地委工作（扩大）会议，叫作三级扩大干部会，也就是扶贫的套会。当时的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我们地区、县、乡领导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我们寿宁讨论组开展讨论的时候，参会人员纷纷针对扶贫工作的各个方面发表见解，一条两条三四条，举一反三，铺平垫稳，讲得头头是道。当时的寿宁县委书记汇报了寿宁的情况以后，老杨突然站起来“放炮”了：“你们整天讲扶贫，我们下党这么贫困的地方，领导都不来，还讲什么扶贫？对贫困地区，上级要关心，要扶贫。”习近平同志听到老杨的话，非常重视，当场跟他约定：“我一定要去下党一趟。”
老杨回来跟我说了这个事。我说：“你就讲了这两句？”老杨说：“是，就这两句。”我说：“你这个炮放的，光有响声，没有实际内容。习书记成天要处理那么多事，你就讲了个‘我们穷，希望领导来看看’，他怎么记得住？”老杨说：“那怎么办？”我说：“应该去找习书记，具体汇报乡里的情况。”老杨说：“我怎么敢去？”我说：“你都敢‘放炮’，怎么不敢去？”老杨说：“我普通话讲不好。”我说：“我跟你一起去，你汇报，我给你补充。”
说去就去。我们第二天处理一下手头的事，做了准备，第三天就赶到宁德地委。习书记非常热情，听说我们来了，从三层跑到楼下来接我们。他见到我们，笑容可亲，握手问好，带我们上楼。我们坐在那儿，一聊就是挺长时间。老杨和我给他汇报了下党的很多情况，说当地人曾有“三怕”：一怕生病，二怕挑化肥，三怕养大猪，因为猪太大了，运不出去。至于下党到底有多贫困、多闭塞，老杨还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有一天，县里的电影放映员来给下党放电影。那天晚上放的是《上甘岭》，银幕上“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让小孩子以为真的打仗了，等电影结束了，有几个小孩拿着箩筐跑到银幕后面捡子弹壳。习书记听了这个故事，感到心情很沉重。确实，新中国成立40多年了，改革开放也有10年了，我们宁德地区还存在这么贫穷、落后、闭塞的地方，怎么能不让人心痛呢。谈话结束时，习书记对我们说：“老杨，你们回去吧，我一定会到下党去。”
大家都认为是老杨的“放炮”，使习书记决定到下党来看一看。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背景是：1988年，习书记从福建最发达的厦门调到最落后的宁德当地委书记，下党只是他走过的其中一个地方。实际上，习书记一年零十一个月就跑遍124个乡镇中的123个。习书记一直都要求领导干部要多到基层调研，了解实际情况，掌握一手材料，才能支撑决策。要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当中的一员，把心贴近人民，哪里最贫困最偏远我们领导干部就要到哪里去。
一进下党
刘明华：
1989年7月19日，习书记如约而至，他带领地区18个部门的负责人，包括民政、财政、老区、交通、计委、水电、教育、扶贫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从寿宁县城关招待所6点钟出发，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了平溪乡的上屏峰村，之后又用了2个多小时步行，顶着烈日，冒着酷暑，走了7.5公里沙土路、山路，来到下党乡的下党村。
进入下党乡地界之前，乡亲们就已经自发地迎出来了，他们拎着草药熬的解暑汤，给同志们喝，习书记很感动，他说：“这就是箪食壶浆，以迎红军。”
一行人来到下党乡，父老乡亲们都在田洋桥沿路边迎接，大家说：“‘地府’来了！‘地府’来了！”“地府”是当地人自创的一个名词，就是“知府”的意思。下党长期封闭落后，乡亲们没有离开过村庄，对外界知之甚少，所以他们不知道地委书记，把县委书记、县长理解为县太爷，管县里的干部叫“县衙”，管地委书记就叫“地府”。老百姓议论说：“下党还没来过这么大的官”“知府都来了，我们这里的发展就有希望了”。这个场景给习书记留下深刻印象，2014年3月18日在兰考，他还回忆起乡亲们说“‘地府’来了！”的场景。
习书记看到了下党难以想象的贫困，他说，“下党不摆脱贫困，我们就愧对乡亲父老。”当时，下党连办公和休息的地方都没有，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旁。习书记到的时候已经浑身大汗、衣服湿透，当地干部在村口廊桥上拉起一块塑料布围成小圈，他在里面拿一桶水，从头到脚冲下去，换身衣服就到对面的小学开现场办公会。
我们事先准备好了一块红纸，用毛笔写上“会场”两个大字，用图钉按在墙上。会场连厕所都没有，城里来的同志要方便怎么办？我们就找了两块板子，在屋外隔了一个空间，又在墙角贴了“厕所”两个字。工作人员把两张学生课桌并排放在墙边，上面铺上一张大花床单，后面摆上三个破旧的藤椅，这就是主席台了。主席台下面，就是学生们长短不一、高低不平的桌椅，供地县领导们就座。我们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以及地区18个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坐在下面。主席台上坐三个人，左边是地委书记习近平，右边是当时的地区行署专员，老杨是乡党委书记，被安排坐在中间“C位”。
老杨不敢坐，但习书记坚持要他坐，以示对基层老同志的尊重。老杨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但一坐下，他就哗哗地流起汗来了。台上台下都坐着比自己级别高的领导，这让老杨心里非常紧张，他准备了讲稿，但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怕念错字，一边念，手一边不住地抖，不敢抬头。因为天气很热，老杨的汗水像黄豆一样大颗大颗往下滴，大汗淋漓，全身湿透，他拿着一条毛巾拼命擦汗，擦完以后塞到抽屉里。习书记一看老杨太紧张了，就安慰他说：“老杨，你慢慢讲，不要紧张。”老杨稍微好了一点，但讲了两句话又开始发抖，习书记说：“不要紧，慢慢来。”
老杨汇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我肚子咕咕叫了起来。我想到，地区里这些领导同志都是这么早就起床，又走了那么久的山路，这时候肚子肯定饿了，我就跑出会场，打算给大家找点东西吃。我在整个村庄找了一圈，只找到一瓶菠萝罐头。我想，那就放在习书记面前吧。我返回会场，把这瓶菠萝罐头打开，放在习书记面前。习书记看到这瓶罐头，就叫来一个工作人员，轻声对他说了几句话。片刻之后，工作人员找来一个碗，把罐头里的菠萝全都倒在一个碗里，给了在门口的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吃。空的罐头瓶，习书记又拿了回去，倒上解暑茶喝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