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模式四：多形式农产品交易电商平台，垂直领域发展带来的产业积累。
目前市场上农产品电商按照销售额可划分为四级梯队：阿里巴巴处于第一梯队，市场规模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京东、一号店和中粮我买网为第二梯队的代表，其中京东在第二梯队中规模最大，年交易额已超百亿;第三梯队销售额为1-10亿元;第四梯队的年销售额在1亿元以内。虽然目前阿里巴巴一家独大，第一第二梯队平台都属于全国性销售平台，但由于农产品无法避开的销售半径特性，垂直电商、区域电商将不断涌现，并形成特色盈利模式。
未来农产品电商平台将出现四种，第一，依托原有互联网优势扩张到农产品领域的电商平台，如京东;第二，传统批发市场转型形成的农产品电商平台，如被誉为农批市场转型电商标杆的重庆香满园电商平台;第三，有实力的农产品企业自主打造垂直农产品电商平台，并逐步扩张品类，如泸州老窖商城;第四，个性化高端产品形成的小而美轻模式。
目前，形成成熟盈利模式的电商平台很少，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很多农产品电商平台在人才、管理、技术上都不成熟，农业企业贸然转型投资，风险较高。
模式五：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市场预测分析及产品开发，技术驱动供需再平衡。
农业由于种养殖期长，市场预测偏差大，无论是农民还是农业企业，都很难对第二年的行情做出准确判断。基于大数据支持的市场分析将**提高市场预判的准确性，降低种养殖企业风险和生产型企业原料成本。
众所周知，每次猪周期的跌宕起伏，都会造成一大批农民和企业的亏损和盲目投资，通过大数据技术，不但可以将猪的生长情况全程监控，还可以有效了解
出栏时间、对接商超、预期收益等。养殖企业和屠宰企业都能够有效了解市场行情，让市场有序化。同时，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进行猪周期的预测，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对庞大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判断，研究出一个模型，建立信息系统，对行情的走向进行有效预估和预警，降低猪周期对企业和农民的影响。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产品研发，也将**提高新产品的成活率。
每年糖酒会，我们都能看到一大批新推出的食品或加工农产品，但其真正能活下来的却聊聊无几，大部分食品企业或者农产品加工企业，对新产品的研发并没有很清晰的市场调研，通常是别人做什么跟什么。通过大数据的精准分析和调研，能够更加有效的分析当前消费者真正的需求点，提高新产品的市场生命力。
另一方面，互联网让企业与客户实时沟通成为可能，不少农业企业的微信、微博平台已经获得了良好的粉丝基础，基于成行的粉丝团，进行针对性的产品调研，甚至发挥粉丝的力量参与产品研发，新产品也就有了更好的市场基础。小米粉丝团组成的研发组被称为“荣组儿”，这些非常专业的用户给小米产品带来了很多创新性的建议，是小米手机销量神话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模式六：给农业更多可能的农业众筹模式，互联网金融促进农业新模式。
互联网农业金融是互联网与农业融合的重要板块，涉及到金融层面的更大范畴在此不做更深入的讨论。对农业企业来说最直接的收益在于，
互联网为其提供了更灵活、更多样性、更能吸引投资的农业众筹。
力农羊业旗下云联牧场，致力于“草原领头羊”的品牌建设。它打破了传统行业、传统模式的信息不对称，帮助行业前端“凑足”资金，减少中间销售环节，只要有1000元，就可以在线认购一只育肥羊，3-4个月后即可回收全部本息，让消费者不但吃到羊肉，还当上牧场主。福来参与的第一款扶贫定制茶园——福山水·聚茶园，集农业、互联网和扶贫为一体，不卖茶叶卖茶园，把扶贫进行到底，两会期间已经得到委员们的认可。农业众筹目前并没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农业企业需要多借助其他行业经验，跳出行业看行业，打破传统思维，创造符合自身条件的新模式。
农业和互联网融合，绝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通过产业的融合和创新，以最新的互联网行业之长，补最传统的农业之短，甚至是创造全新的产业模式，农业企业家们要在充分了解自身实力的基础上，挖掘与互联网的最佳切入点，实现企业升级。
三、突出瓶颈与问题
(一)协同不够、整合不足，推进“互联网+”农业的政策体系有待建立
“互联网+”农业涉及的职能部门主要包括农业部、商务部、工信部、交通部。农业部主要抓信息进村入户、农产品电商方面的政策；商务部主要从流通再造角度考虑“互联网+”对传统城乡批销体系的影响；工信部、交通部主要关注有关技术标准和基础设施支撑问题。总得来看，目前政策供给对“互联网+”农业尚未形成系统性、战略性、整体性的思考与协同，对“互联网+”农业如何服务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缺乏统筹性、统领性的构想和设计。
已有工作更多是延续各部门原有思路，维持各自为政、跑马圈地格局，部门政策在重要任务方面缺乏互联、互通、互配的协同推进机制。从政策工具来看，仍然是以传统的项目示范为主，缺乏对互联网交易农产品等的有效统计和监测，对引导和规范互联网企业在农业农村领域发展，促进政府资源与市场力量的融合、市场主体之间有效竞合，还需要更多政策机制创新。
(二)配送成本高昂、触网率极低，“互联网+”农业的基础环境有待改善
截至2016年6月底，我国还有近4万个行政村不通宽带，农村宽带入户的比例仅为17.67%，不及城市宽带入户比例的1/3。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26.9%，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31.7%，比城镇地区低35.6%。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前全国农户层面超过五成(53.76%)的农户未使用过互联网，经常使用互联网的不到两成；所调查农户的互联网使用主要是娱乐(44.3%)和聊天交友(32%)，消费品购买和农产品销售运用仅占一成或更低。
我国仍有近5万个行政村不通水泥沥青路，已通村道仅有3.5米宽，不利于物流快递车辆通达。村级物流配送方面，除了经济发达的城郊村庄，大部分村庄至今没有物流配送。据调查，即便有物流配送的村庄，单件快递配送至县与县城配送到村庄的物流费用为1:1甚至1:2。“最后五公里”的高昂配送成本和城乡“数字鸿沟”相伴生的极低农户触网率，事实上对农业农民搭上“互联网+”的快车构成极大阻碍。
(三)流通设施不配套、标准不健全，“互联网+”农业的基础设施有待夯实
农产品是典型的非标准化产品，不易存放，对流通配套要求较高。以冷链物流为例，目前我国果蔬、肉类、水产品冷链流通率仅为5%、15%和23%，冷链运输率分别为15%、30%和40%，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90%左右)。田间地头预加工缺乏及冷库冷链资源不可及，使我国果蔬、肉类和水产品流通腐损率分别达到20%、12%和15%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5%)，极大限制了农产品生鲜电商的大规模发展。标准化方面，受制于传统农户分散生产方式，农产品流通主要依赖本地批发市场，绝大多数未能对农产品进行分类分级处理。没有农产品标准化分级保障，缺乏面对面验货交易的互联网流通的全面推广将会受到制约。
(四)品类单一、领域狭窄，“互联网+”农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还有待挖掘
当前,“互联网+”农业发展较好的，总体集中在基础设施及物流条件较好的区域。品类方面，农产品进城主要是相对易存放、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零食、坚果和特产，单品销售最高的前三类分别是枣类、茶叶和干货。下行一端，2015年阿里巴巴旗下平台的农资下乡交易额为50亿，同比增长83.24%，约为农产品销售额的1/14。地域分布方面，农村电商消费和农产品上行，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物流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农产品网商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发展较好的农村电商案例，多数是有较好产业集聚或批发市场基础的地方，“华丽转身”、“锦上添花”类案例居多，“无中生有”、“平地高楼”式案例偏少。
四、若干政策建议
(一)强化“互联网+”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工作的结合力度
一是要把“互联网+”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结合起来，将“互联网+”应用到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及农产品生产的全产业链，通过综合农技服务、农资配给、销售支持等方式，提升农业生产的精细度和价值含量。二是要把“互联网+”农业与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结合起来，通过电商培训、专项补贴和项目倾斜等形式，培养一批“新农人”创业者，让新型经营主体成为农村“互联网+”农业的示范者和引路人。三是要把“互联网+”农业与脱贫攻坚战略结合起来，加大对电商平台对接带动贫困县，对接服务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支持力度，鼓励电商通过设立公益众筹、农产品预售众筹平台等形式，带动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和精准脱贫。
(二)强化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要加大对农村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推进宽带进村到组入户，加速推进第四代移动互联网络覆盖农村，缩小城乡间地区间“数字鸿沟”的硬件基础，电商扶贫试点应在指定期限内实现“村村通宽带”和通信网络升级改造；二是要通过基站用电定向补贴等形式，积极推进农村互联网“提速降费”，电商扶贫试点县对贫困户给予一定量的手机免费流量、对参与电商培训人员给予手机流量支持，按照农户实际网上交易额给予网络资费补助，为广大农民提供“用得起、用的明白、用的放心”的互联网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