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杨俊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用我的一张照片来说明。
我拍过一张照片，墙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各种各样的电话号码。那么，这个场景，只有在深圳，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它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场景没有了，已经成为历史了。但这张照片能告诉人们，深圳，曾经就是这样的；现在的深圳是从照片里的深圳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么多年，我就是这样坚持我的摄影的。
李楠：从一而终不容易。
杨俊坡：
因为这种坚持，我常想，观念摄影对摄影是否是一种异化？早期的相机很笨重，技术比较原始，对于捕捉稍纵即逝的瞬间显得力不从心。现在科技发达了，技术先进了，社会丰富了，当我们开始面对当下，也能够面对当下的时候，为什么又不去面对当下呢？反而要去瞄准一些设置摆布出来的道具和布景？
我看过很多当代艺术摄影作品，坦率地说，就是看图识字——把生活标签化，把人物脸谱化，画面结构是很标准的“三一律”，太完美啦！但是，那是属于戏剧的哲学，不是现实和生活的。
现在很多摄影师都改行做当代了，这种在某一个方面的过度集中会造成什么后果？我记得你在一篇文章里半开玩笑地提到：当大家都玩观念的时候，聪明的人应该去拍纪实。因为物以稀为贵，假以时日，这些不可再现的纪实照片就能卖个好价钱了。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如果在某一个时段，比如说眼前的这20年，摄影师们都没有对于当下现实的关注，那么，这一段历史岂不是一块缺失吗？我记得罗兰·巴特说，当他看到拿破仑弟弟画像时非常激动，倒不是因为那幅画的画艺多么高明，而是因为：“看这双眼睛！那可是看见过拿破仑的眼睛！”
照片也一样，凝结在照片中的“当下”，是照片最重要的价值。
李楠：（笑）我说这话的时候，大约是 “市场”和“老外”们把一些摄影师弄得有些慌神儿，有感而发。不过，我倒不是排斥观念摄影，观念摄影里面也有很重要的“当下”，也是不可复制的。
杨俊坡：
这个我承认，或者说，艺术应当是多元的。但是，那些心情、感受，一定非要用摄影表达吗？我的意思是，就像布列松对亚当斯的诘问：在这么伟大的时代，你为什么非要对着一块石头不停拍摄？
现在很多人在讲，我们要创新，我们要颠覆。看起来西方艺术是在不断地颠覆，但他们的艺术发展是像岩石一样层层堆积，清晰可见。
我不能理解的是：我们前面什么都没有，颠覆什么？拔剑四顾心茫然！
颠覆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现在成为一个流行语了。
流行的就好吗？当然有人会反问：不好的会流行吗？感冒也流行，那好吗？再说，现在所谓的创新，是真的创新吗？
就像脱了中山装换上西装，那不还是学人家吗？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艺术艺术，无“术”何以托“艺”？照片的颗粒、影调、色彩、质感都是在承载摄影师的思想。
许多“摄影家”都“去技术化”了，只出个主意就行了。可是，思想不是一个口号。如果要用摄影表达思想，那么就得依从摄影的规律，踏踏实实地让摄影回到原点，炼就所有的元素，去展现摄影之美。
其实，我体会：回去的路，比前进的路，更难。
太聪明的摄影师总忍不住要动点手脚
李楠：你怎么看自己的照片？
杨俊坡：
我从不认为我的照片拍出来，是挂在墙上供人赏玩的。我的照片是观看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产品，是人们了解现实与当下的一种媒介。
比如我拍《公共汽车》那组作品时，我自己就是个坐公汽的，这和那些本来是开车，专门为了拍照而拍照的摄影师心态不同。我的摄影就是我的生活，我参与其中。
我曾经把我的作品命名为“擦肩而过”：就像城市里，人和人的擦肩而过，车和车的擦肩而过，或者是人和城市的擦肩而过。也许没有抱着一个宏大的主题或是深刻的动机去拍摄，或是非常刻意完整地纪录一个事件，有情节和故事，但是，它们就是生活的状态。
李楠：摄影师的真实心态是会透过镜头泄露出来的。有的人，但凡出场必眉头深锁，悲天悯人，可是真的很矫情。摄影有时候也挺能让人“装”的；不只照片能PS，其实动机、目的、主题都能PS。照片看得越多越会发现，一张去掉所有伪饰的照片是多么珍贵！
杨俊坡：
我大约是1986年开始接触摄影的，1994年到深圳，最初的深圳我并没有拍到，但是今后我不想再有这种遗憾了。其实我的时间很自由，但是我没去拍过西藏、也没拍过国外的什么题材。那些地方我都去过，但从不带相机。我始终就是在关注眼前的、身边的生活。而且，我从来不进入别人的家庭拍摄，全部是街头抓拍，全部是公共环境里的自然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