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例2：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这部名著的第39自然段
The historian of thought, unlike some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must, however, remain deeply suspicious of all efforts to provide the timeless
unproblematic
“'keys”to total cultures, keys leading to crude, global propositions of the form "Western culture is X and Chinese culture is Y". The thought of ancient China does not provide single responses to the problems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any more than does the thought of ancient Greece. What emerge from the common cultural orientations of these civilizations in the axial age are not univocal responses but rather shared
problematique
s
. When one descends from the level of total cultural orientations to the level of these
problematique
s
, intercultural comparison becomes most exciting and most suggestive. The truth lies more often in the nuances than in the crude generalizations about global features of X culture or Y culture. It is on this level that, despite the unquestioned distance created by divergent larger cultural orientations, one discerns again the possibility of a kind of universal human discourse.[2]
中译参考：
然而，与某些文化人类学家不同，思想史家必须对所有那些为整个文化提供了无时间线索的、
超问题情境
（unproblematic）的“关键答案”（keys），提供了导致得出“西方文化是X ，中国文化是Y”之类粗糙且大而化之的命题，保持深切的怀疑。中国古代思想对古代文明的许多问题并未提供单一的回应，正如古代希腊思想并未提供单一的回应一样。在这些轴心时代文明的共同文化导向所呈现的，并
不是
多种单一性回应，而是许多共同承担的
“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
（
problematiques
）。
当人们从渊源于整个文化导向的层面下降（descends from … to …）到问题意识（
problematiques
）的层面上时，跨文化的比较就会变得最令人兴奋，也最具启发性
。真理往往存在于精微的差异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对于X文化和Y文化的笼而统之的整体性概括之中。尽管人类还存在着由各种更大的文化导向所造出的迄今未受质疑的差距，但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又再次找到了建立普遍人类话语的可能希望。[3]
跟前面那段引文不同，史华慈这段论述出自其名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是在明确地讨论思想史研究的方法问题。我们上面说过，“问题意识”不是一种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理解世界的心智素养问题，所以此处我们的关注点就应当放在史华慈对“问题意识”的 “用法”上。
在这段话中，史华慈三次使用problematiques，一次是否定的，两次是肯定的。在中文译文的表达上，一次被翻译为“超问题情境的”或“失去问题性的”（unproblematic），两次被翻译为“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和“问题意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把problematiques 意译为“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是林毓生先生的杰出翻译贡献，我们马上就会讲到，他的这个翻译，对理解史华慈思想真可谓深刻、透彻，匠心独具，得师真传。
在这段论述中，史华慈把“问题”分成了两个层次，一个是“总体的文化导向”层次，另一个则是“问题意识”层次。前者承认在不同文明系统中是存在不同的文化导向，如古希腊文明强调公民个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X），而古代中国“家”乃至“族”在政治生活中具有根基性地位（Y），就属于不同的文化导向。但问题在于，在这些总体的文化导向的“内部”或“下面”还存在着各种不同之文化导向所共享（注意：这里“共享”“共同拥有”是关键词）的一些问题，如不管是古希腊还是古中国，人们都无可避免地要面对诸如生老病死，爱恨恩仇之类人类状况的永恒困惑。虽然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代又一代都会重念同一首经，但是，不同的文化导向，不同的时代，甚或不同的个人，均会念出不同的声调，不同的味道，给出各自的诠释，多种多样，五彩缤纷。这个区别于“总体文化导向”的、充满了各种内在张力和五花八门诠释路径的问题层面，就是problematiques。
当然，作为比较文明史专家，史华慈意在做“轴心期文明”的比较研究，鉴于这里我们讨论的主题，可以不必关注这一方面。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在上述两例中，史华慈所表达的词义很清楚，就是problématique 所指不是那些可以直接给出Y 或N 这些具有固定答案的问题，而是“下降到”（descends from … to …我不清楚史华慈在这里为什么用“下降”这个词？但至少可以感觉到他对夸夸其谈，似是而非之宏大叙事的反讽暗示）那样一些“问题”上，即一方面，它们被矛盾、冲突、纠结和困惑的张力所充满；另一方面，它们又得不到“明确的答案”。人文学科的研究只要落实到这一层面，思想意识许许多多丰满多彩，交错复杂，超出预想的层面，就会生动活泼地展现在面前，就会“变得极其激动人心和富于启发性。”例如，与其要给出西方文化“讲动”，而中国文化“崇静”这样大而化之的论题，不如就“仁”在中国各家学说中地位与差异，甚或与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中的“爱”进行比较更有意义。因为在后者的角度上，无论哪种文明，其内部都不会是同质性的铁板一块。它们之间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就会显示出人类文明的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特征。
通过上面对史华慈文本的分析我们可看到，对人类事物，特别是思想事实，不可做简单的化约处理，而应当从事物的现象表层，“下降”到更为实在的深层，去观察、把握、概况和分析其充满张力的实在本身。
当然，这样解读史华慈之“问题意识”的意思，仍然显得抽象，在这个基点上，后面我们紧跟着就要讨论到“问题意识”的扩展和引申意，特别是在汉语学界中的语用含义。
对史华慈对于“问题意识”的原初语义做了梳理以后，同学们可能会比较失望。“这么复杂，这跟我的论文写作有甚关联？”说得更高大上一点，这跟培养和提高本人对“问题意识”的敏感性有何相关？
我从大家的眼神中已“读”出了这一困惑。我的回应是：问题提得好！这是因为目前我们中国学术界，或者老师们，包括我自己嘴里的“问题意识”，都已经被大大地扩展了，通俗地说，我们已创造性地继承、特别是发展了“史华慈主义”。（笑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说的“问题意识”与史华慈的problématique 没有关联。
例3：孙江、李里峰教授与裴宜理教授的对话
“同年5月，我和李里峰教授在哈佛大学曾与裴宜理教授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我劈头就问：你‘革命’凡三十载，何以不知疲倦？是什么驱动你不断‘革命’的？裴宜理闻言大笑。我这么提问，背后是有
问题意识
的，即从她的研究中可以
引伸出
两个关涉历史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一是书写者如何捕捉革命的‘星火’，从而切入革命历史；二是在理解革命历史时，书写者如何反躬自省现在的地平线。”[4]
孙江老师这里所使用的“问题意识”就不是史华慈原始的意思，而是在表达，在一个表面的直观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这个直观问题的根源或本质。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三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中国革命，成果丰硕，是什么驱动她对自己的研究如此乐此不疲，能持续地开拓新议题，发表新成果？这显然是个日常学术生活问题。但是，孙江老师真正想知道的信息远不限于此。我揣摩他有两个方面或层次的“问题”（孙江老师用了“问题意识”）：其一是，一位学者能够持续不断地开拓新议题，产出新成果，作者的创造灵感从哪里来的？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刺激作者如何发现和产生新问题和新议题的？其二是，与上一问题直接相连，而且在我看来这才是重点，就是：值得一位杰出学者孜孜不倦地深入钻研三十余年的对象，一定会有足够充分的价值和理由，或许这就中国共产革命之起源和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冲突、纠结和困惑所构成的深层逻辑和内在张力。从这个角度看，可能是成功，而从那个角度看，又可能算失败。真正的“麻烦”是，成功本身就包含着失败，而失败也不能完全否定其成功。诸如此类，要厘清这些问题，不是一件轻轻松松，单向选择，一语决断所能奏效的。至于孙江老师后一个问题，老实说，我没读懂。我猜测的意思是，他可能是想知道，对中国共产革命所产生的现实后果，不知裴宜理教授如何看待和解释？
我们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孙江老师在这里使用“问题意识”，是指隐藏在成功的政治革命这一明显事实背后的那些并未明言的（implication）深层次历史逻辑，其中也不排除存在巨大的异化和悖论，正如孙江老师文章题目“革命的现象学诠释”所表达的那样。显然，孙江老师这里所说的“问题意识”并没有离开史华慈用语的原意。这不正是林毓生先生意译的“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problematiques）的意思吗？
另外，我们学校历史学系的许纪霖老师一直倡导“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它不是做简单的考据，它注重的是以某个问题为中心，围绕、回应这一问题来展开思路，这就是从史华慈到张灝的学术传统，包括林毓生先生，也在这个传统里面”。其实研究思想史也有好多路径，如以人物为中心，以思潮为中心，以概念为中心，以事件为中心等等。其中以问题为中心最能体现“问题意识”的层面，当然其他研究路径也离不开“问题意识”。许纪霖老师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也有许多著作，大家听完课可以自己去找这些著作自己品读。近水楼台，大家也可以直接去听他的课，当面请教。
其一、“问题意识”必须跟“大担忧”（great concern，或理解为“重大关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