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凭一己之力，让观众去重新审视那个逝去的激情岁月，感受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觉醒时代》做到了。
看过剧的观众都知道，这部剧的信息量巨大，大大小小近千个人物，从各派先进人士到贩夫走卒，这么庞大的架构想要用一条清晰的线索串联起来，是需要耗费大量心力的。
如果只是平铺直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书式的惯用方法：生硬罗列里程碑事件，突出主要人物及其思想。
但这部剧反其道而行之，
依托《新青年》杂志的传播轨迹，将散落的人物和事件统一在一起，在处理宏观问题时，简明扼要点出背景，然后用一种人文化的方式，从小处着手，将血肉填满。
开篇几个镜头切换，寥寥几句对话，就把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局交代了，之后便是知识分子对这件事的反应。
1914年11月，陈独秀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文中指出，中国并未形成“近代国家观”，国人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
这样的“厌世”态度，让众人产生了误会，于是李大钊撰文予以回应，标题即为《厌世心与自觉心》，他说
“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
出于对李大钊的欣赏，陈独秀前往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想见李大钊一面，“南陈北李一相逢”便是剧中的开篇场景。
听闻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远在海外的学子们炸开了锅，李大钊、高一涵与主张复辟的张丰载等开展激烈辩论。
此时，蓬头垢面的陈独秀淡然地说：“这样的国，无可救药”，这句话掉在人群中无异于火上浇油，众学生对他拳脚相加，好在李大钊相助才免去了一顿皮肉之苦。
僻静处，二人就爱国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李大钊：“难道因为现在统治中国的人是袁世凯，所以大家就不用爱国了？”
陈独秀解释道：“不能把爱国跟效忠袁世凯混为一谈，爱国如果没有立场，那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来打倒袁世凯。”
两人出发点不同，但思想却是一致的，这样的惺惺相惜，让他们相见恨晚，也为他们日后共同领导新文化运动、相约建党奠定了基础。
剧中没有振臂大喊爱国，而是用这种讨论去引导观众思考什么是爱国，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爱国观，以及如何才能在群情激奋中依然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
保守派代表辜鸿铭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
他精通9种语言，手握13个博士学位，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这样的人理应站在推翻帝制的第一线，但是相反，
他是个非常执拗的保守派，在国外十多年，依然留着辫子，遵循着最正统的儒学思想。
他并不是糊涂，多年的国外生活经验，让他对西方的制度早就看透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是站在了更长的历史维度上去思考问题。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毛发，穿上了西装，满嘴的English，洋人就会高看我们。
恰恰相反，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恰恰会引起他们的鄙视。
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和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
”
文化的断层，实现起来容易，但是想要重新拾起来，那就太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