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史书中关于周邦彦的履历，就有他年轻时
“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
的记载，指向的正是他出入柳巷风月的“癖好”。而实际上，宋代文人墨客出入青楼本来稀疏平常，周邦彦之所以成为靶子，主要在于他把这些经历甚至他的相好都写成了词，还写得这么好，不骂你骂谁。
据考证，周邦彦一生与岳楚云、萧娘、桃叶、秋娘、惊鸿等数名歌妓有过较长的感情经历，并为她们写过不少词作。他曾在苏州的一场酒会上遇见一名歌妓，神情颇像他年轻时要好的
岳楚云
，细问之下，知道她竟然是岳楚云的妹妹，而岳楚云早已从良嫁人了。周邦彦又惊喜，又惆怅，当场填了一阕词，托她转交给姐姐岳楚云：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寸书不寄，鱼浪空千里。
凭仗桃根，说与凄凉意。愁无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门泪。
——周邦彦《点绛唇·仙吕伤感》
这种处处留情的行径，确实很像柳永。但周邦彦好歹比柳永“幸运”一点：他们遇到的皇帝如此不同。
在柳永的时代，无论是宋真宗还是宋仁宗，都曾出台禁令，痛斥浮艳之辞。所以当有人向皇帝推荐柳永时，皇帝只回了一句“且去填词”——言外之意，你那淫艳的词风与流连青楼的作风，就不要进来玷污公务员队伍了。
周邦彦人生后半段遇上的宋徽宗，却是个奇葩君王——除了做皇帝，干啥啥一流。所以在南宋人的笔记中，一个帝王才会和周邦彦同时出现在名妓李师师的房间里，而周邦彦还能凭借填词功夫因祸得福，受到重用。这就是绯闻记录者的本意，拐着弯儿说这一对君臣“臭味相投”。
在北宋亡国的大背景下，周邦彦恐怕要与爱惜他才华的亡国之君一起担起千古骂名了。由此，也不知道周邦彦比起柳永到底是幸或不幸了。
▲李师师 图源/电视剧照
02
周邦彦在宋徽宗当政时期，确实算是仕途平稳上升，但这绝对不是他走“李师师路线”得来的。更大的可能是他那时已经年纪大了，循资历升上去的。
实际上，他一生混官场，坎坷远远多于顺利。
虽然家乡人认定周邦彦出入烟柳巷中，“为人失检”，但周邦彦自己并未沉沦不振。24岁那年，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他离开家乡钱塘（今杭州）到了帝都汴京（今开封），以布衣身份顺利通过太学的入学考试，从而开始了自己在国家最高学府的游学生涯。太学人才济济，但周邦彦始终是锋芒毕露的那一个，史书说他“游太学，有俊声”。
这股才气最终化成了一篇7000余言的大赋——
《汴都赋》
，在元丰六年（1083）七月进献给宋神宗。
当时，宋神宗推行的新法遇到了各方的反对。血气方刚的周邦彦却认为，新法是“盛德大业”，于是慨然创作了赞颂新法的《汴都赋》。宋神宗拿到这篇讴歌改革的作品，很激动，让文才堪比苏轼的李清臣在殿上大声诵读。随后，宋神宗又专门召见了周邦彦，从诸生破格擢任太学正——也就是说，周邦彦凭借一篇赋，从一名太学生，变成了管理太学的官员，从此步入仕途。
更为重要的是，这篇被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誉为“壮采飞腾，奇文绮错”的《汴都赋》，在得到宋神宗的肯定后迅速传播开来，周邦彦由此获得了全国性的名声，“声名一日震耀海内”。
而这篇赋在以后仍持续影响着周邦彦的仕途命运。
受传统史书的影响，在围绕北宋变法的新旧党争中，我们普遍同情旧党成员，而忽略了新党成员的命运浮沉。事实上，北宋的新旧党争就像现代西方的两党制，它不是对错之争，也不是道德之争，而是理念之争——用什么执政方针去缔造大宋的强盛。所以在这场贯穿了北宋最后六十年的党争中，虽然双方都有小人投机上位或见风使舵，但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章惇等这些“党魁”的争斗，更像是“神仙打架”。双方都有意气用事，或只用“本党”人士、摒弃“他党”人士的极端做法，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对新旧两党及其拥趸进行道德评判。
具体到周邦彦，更是时代悲剧投射于个人的缩影。
他投献《汴都赋》时，正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持续关注北宋与西夏的战事，并与同学一起写过文章，对北宋兵气不扬、战事受挫表达了深深的惋叹。他是从内心相信王安石变法能够使国家强大的——这种信念让他很自然地向新党靠拢。
但周邦彦这次“站队”的结果，却使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
他虽然只是新党的边缘人物，但仅仅三四年后，随着宋神宗的去世以及旧党的重新掌权，他就如同历代政争中的派系牵连一样，被贬出京，开始了长达11年的飘零辗转之旅。此种大起大落的人生仕途，以往我们关注旧党中的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均有深深的共情，实际上，新党中的青年才俊也同样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大潮，如浪打的浮萍，难以自主。只是他们的命运刚好相反罢了，新党兴则旧党去，旧党起则新党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