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政治学人
从这里开始自由的理解政治,自由的感悟政治。在这里为学术与公共生活搭建起平台。你的公民身份从这里再一次启程。
目录
相关文章推荐
51好读  ›  专栏  ›  政治学人

用通鉴视野打开制度“密码”——专访北京大学何增科教授

政治学人  · 公众号  · 政治  · 2024-10-16 09:49

正文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


相信聚焦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研究一定会为您思考人类政治制度变迁史与人类政治文明演进史提供崭新的洞见。在您看来,政治制度的变化与政治文明的发展、乃至倒退具有怎样的联系?基于此,我们又联想到您之前发表在《北大政治学评论》的一篇有关社会制度与思维习惯的专论文章,可否作如此论断:政治制度对政治文明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对政治文化的塑造?


何增科

人类政治制度变迁史和人类政治文明演进史这两个题目每一个都很大,都值得深入研究。早期国家研究能提供一些启发,但对于回答这两个问题还远远不够。汤因比、福山、包刚升等学者对这两个宏大的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并有专著。我只能谈一点自己在对早期国家和酋邦理论进行跟踪研究过程中的粗浅体会。国家的产生被公认为是文明的一大标志,是人类早期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可是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会发现,人类早期政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先分野后合流的趋势。早期国家出现了两大类国家形态,一类是表现为平等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公民城邦国家,另一类是基于等级划分的王国、贵族国家等。前者由公民参与议事决策,担任公职和参加司法审判工作,信奉法治,这是一种由平等公民组成的业余型国家,其规模不大,往往限于城邦的小规模之内。城邦国家独立意识强,彼此之间难以实现紧密联合,而且战争频繁。后者由王族或贵族垄断政治领导、行政管理和司法、祭司等工作,是一种实现了政治上职业化和专业化分工的国家,其国家能力更强,规模也更大,但其统治奠基于等级划分和政治上的主奴关系之上,难以避免暴政和政权频繁更迭的政治周期率。这两类早期国家就其政治文明程度来说各有优长,前者在驯服国家使其造福于公民方面更胜一筹,后者在有效国家建设方面更具优势。但在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中却是王国、帝国打败并淘汰了公民城邦国家。近代以来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反转。联邦制、代议制、普选制、竞争性政党制度、分权制衡等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的发明,使民主制度走出了古代直接民主的藩篱,使国家规模的扩大和国家能力的提升建立在政治平等的原则基础之上,并在缔造民族国家的同时完成了依靠现代民主和法治驯服国家使之造福于全体国民的目标。经历过多波次民主化浪潮的洗礼,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法治民主国家的行列。 现代政治文明与早期政治文明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通过发明一系列现代政治制度,创造国家与驯服国家这两大目标在许多成熟发达的法治民主国家都已完成,这和早期政治文明中两大类国家形态均只完成一个任务有了实质性的区别。现代政治文明在文明程度上和早期政治文明有了根本的不同。


何增科教授于“北大政治学讲堂”上授课



政治学人: 听说您为《政治通鉴》写作的“古代民主”与“古代共和”两个条目即将出版。对古代民主与古代共和的关注是您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您很重视古代雅典的民主与共和实验,认为其为日后的政治发展、行政发展和法律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您眼中,古代雅典在民主与共和方面的典范价值主要有哪些,对人类当代社会建设民主与共和又具有怎样的启示?


何增科

《政治通鉴》“政治制度”分卷设计的条目中已经包含了民主政治、共和制等条目,但已有条目的撰写重点在于现代民主政治和共和制。我自己的研究发现,世界古代史对古代民主和古代共和有很多重要的研究,为了弥补现有条目设计的不足,我向总主编俞可平老师建议增设古代民主和古代共和两个条目并由我自己来撰写。经过慎重考虑,俞可平老师同意了我的建议。“古代民主”条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于2024上半年完成了撰写。“古代共和”条目仍在撰写过程中。


“古代民主”条目的撰写将我的研究视野引向国内史学界以施治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的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为了深入研究古代民主及其典型案例,我又开始阅读古典学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阅读民主思想史和民主制度史相关代表性著作和论文,需要阅读的文献数量之多超乎想象。历时一年多方才完成文献阅读和该条目的编撰。我的研究发现,人类从前国家政治系统特别是从酋邦进化为国家政治系统之后,早期国家大多按照等级政治或阶等政治原则组织为王国进而发展为专制国家。政治首领职位从常设转为终身制乃至家族世袭制,行政主管乃至具体的行政管理职位也出现了常任制/终身制乃至世袭化趋势。政治统治和行政领导与管理在由王族和贵族常任乃至世袭基础上实现了专业化、职业化和理性化发展,但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借助政治和行政权力而独占统治地位,其余政治上无权的人则处于受统治被奴役的地位,政治上的主奴关系因特定的政治分工而被固定化和永久化。这种政体中,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人在经济社会生活领域也处于支配地位,从而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社会的主人。但在古代世界也出现了另一类可贵的政体实验,这就是按照政治平等原则组织自己的共和国。在这类由平等的自由人联合而成的古代公民共和国中,平等的自由人普遍参政轮流执政,公民普遍服从法律而非更高的政治等级,官员的权威来自公民的授权并接受公民的审查而且短暂的任期结束后又回归于公民群体,不会因长期把持权力不放而成为凌驾于公民群体之上作威作福的主人,尽管这种政体实验付出的代价是政治、行政和法律的专业化、职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国家规模不大等。古代民主政治作为人类政治平等原则的早期实验,作为国家产生后政治进化的一个分支其命运坎坷最终夭亡,但却为日后的政治发展、行政发展和法律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近现代民主是对古代民主的一种历史性大跨越。近现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建立现代共和与民主国家过程中反思了古代民主与共和传统的不足,发明出了新的政治制度。雅典民主制是古代民主制的主要代表。雅典民主制作为人类政治平等原则的一种早期实验,仍有其当代意义和借鉴作用。雅典民主制的当代意义在于,凸显民主政体在统治效果上相比于其他政体更加具有合法性。雅典民主制是人类不甘于政治上的等级服从和主奴关系,基于政治平等原则而创造出来的新型政体。如果单从国家的规模、强大、稳定等维度来衡量政体的优劣,古代那些实行民主政治的城邦国家相比于君主制国家、贵族制国家也许不具有优势,但 若从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全面发展、基本福利、创造力和活力、艺术和科学的繁荣等角度来衡量,民主政体则一再显示出其优越性 雅典民主政体的绩效表现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证明。在民族国家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民主化经历了多次高潮和低谷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日益为成为世界潮流,究其原因在于近现代民主制度汲取了古代民主特别是雅典民主制蜕变和失败的教训,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代民主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随着民主国家的日益增多和民主政体的逐步完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和谐等民主政治基本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国际社会评价政体合法性和优越性的主要标准,同时对民主政治的信仰超越了国界和族群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摆脱等级政治和政治上的主奴关系,按照政治平等原则组织国家,追求自由和平等,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动力。雅典先贤们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从这个角度说,雅典民主制的当代意义不容低估。


政治学人: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大国的兴衰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何增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是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我自己的长期研究发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通过国家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和治理制度建设,实现强有力的国家、负责任的国家、受约束的国家和包容性国家等四大目标,建立起四大目标均衡发展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可以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增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助推大国的崛起。国家治理现代化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家治理现代化如若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长期滞后或某一方面单兵突进过度发展,都有可能导致国家治理制度的蜕变,出现掠夺性国家、自大任性国家、分利性国家和汲取性国家等病症,任其发展则会阻滞经济增长,导致制度僵化、起义革命或战败等局面,从而导致现代化进程出现挫折和大国崛起进程中断等。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历史表明, 国家治理现代化内部的均衡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的前提,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的胜负是大国崛起竞赛制胜的关键。


政治学人: 若是就您的反腐败研究而言,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与反腐败之间具有怎样的密切关系,您认为在未来应当如何运用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的反腐治理体系?


何增科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它和反腐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现代国家治理结构是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彼此分离相互制约的新型权力结构,建立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对于遏止“一把手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在2015年提出通过反腐败方式的转型实现制度化反腐、建设廉能政治的观点。“制度化反腐”是对自上而下依靠权力反腐的人治化反腐败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对时紧时松忽严忽宽的“运动式”反腐败的一种超越,它是法治反腐和制度反腐的一种有机结合。 制度化反腐的目标是实现廉能政治,使干部廉而有为,机构廉而有能,使政府成为勤廉政府、专业政府、效益政府、低行政成本政府和优质政府。制度化反腐败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惩治和约束保廉洁,一手抓激励和机遇促干事。 制度化反腐败需要理顺各级各部门干部面临的总体激励机制,从收入待遇和用人导向上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制度化反腐败需要增加决策过程透明度和参与性,发展政策过程民主,“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制度化反腐败需要破除资源分配权高度垄断的体制,简政放权,鼓励竞争, 建立包容性的经济社会体制,从而减少行贿竞争的必要性。制度化反腐败迫切需要解决公共部门内部的“制度冗余”“制度陷阱”“过度管制”“过度问责”问题,破除人们干事创业的制度束缚。制度化反腐败需要走法治反腐的道路。法治反腐由于反腐败的法律程序和标准的稳定性、普遍适用性和可预期性而减少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打消那些投机分子逃避制裁的侥幸心理。




政治学人: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可以感受到政治制度研究贯穿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学术魅力。正如俞可平教授所说,《政治通鉴》项目致力于实现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结合,请问在您看来,《政治通鉴》项目对于我们探究人类理想的政治制度有何意义?这种政治制度史的“通鉴式”考察能为读者带来什么关于人类理想政治制度的洞见?


何增科

对理想政体、优良政体的探讨一直是政治学人孜孜以求的学术志业。同时政治制度史又是人类各种政体的天然的实验室,对这些人类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绩效的深入分析,对政治思想家们思考理想政体的思想轨迹的详细探查,无疑是实现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结合的重要途径。《政治通鉴》“政治制度”分卷对于各种人类基本政治制度的思想实验和历史实验的逐一分析和解剖,我们对于什么是人类理想的、优良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绩效的理解越来越接近现实,同时对思想实验付诸现实后的实际后果或绩效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抛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抛弃了会给人类造成灾难的思想实验。在世界范围内从人类基本政治制度角度进行比较历史政治研究,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人类理想政治制度或优良制度及其评价标准的理解。人类理想政治制度研究中理想的官员是什么样的官员,理想的公民是什么样的公民,理想的统治方式是什么,理想的政治绩效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是政治学中聚讼纷纭的重大问题。惟有对政治制度史和围绕政治制度的思想史进行“通鉴式”考察,才能形成关于人类理想政治制度的洞见。


政治学人: 最后,您担纲起《政治通鉴》基础研究工程的政治制度研究重任,这体现了您不惮于开拓的学者本色。您的学术转向令人钦佩。对您而言,这一转型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何增科

以学术研究推动政治科学的发展,促进社会政治进步,是学者的职责所在。我们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可以发生转换,但学术志向不能发生变化。从这一角度来说,学术转型中我在与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学者的学术对话中所获得的精神愉悦和心理享受,远大于自己所感受到的挑战和困难。置身于美丽的燕园心无旁骛的从事学术研究我乐在其中,因为我信奉这样的座右铭: 一切皆如过眼云烟,惟有思想和美德永恒。







政治学人专访栏目集锦


相关阅读:

为什么要打造“通鉴学派”?——专访著名学者俞可平教授

为何要打造“政治通鉴学派”?——对话北京大学青年学者费海汀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