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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企业的声音则更为积极。
香港新华集团董事Jonathan CHOI称，1987年，香港的股市甚至发生过临时关闭的情况，这在当时极大影响了广大投资者对香港市场的信心。“但是1997年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采取这样的措施，而是由香港政府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进行干预。2007年的时候，我们的市场体系已经非常完善，市场自己就纠正了错误。2017年，我们已经太习惯出现这些灾难，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认为从公司角度而言，应该停止过高的杠杆率，停止过多的借款，特别是要减少外币贷款。“我们可以看到前几次危机中，当美国利率上升的时候，资金开始从亚洲外流，一些企业的还款能力就受到了影响，市场的信心就受到动摇，然后就会发生一些市场的崩溃情况。”
Jonathan CHOI担心的资本外流，也正是目前很多人对亚洲不确定因素的判定之一，特别是中国。
从2016年年底开始，中国的跨境流出压力就不断加大，业内甚至使用了激烈的言辞来强调这一状况的危急程度。情况在今年年初稍见好转，但2017年1月末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的整数关口，触及了部分业界和学界的心理防线。
蔡鄂生说，根据亚洲金融危机来讲，汇率变化，一次性贬值未来很明显。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外汇储备正在恢复。“现在中国的数字应该在两万亿美元以上，而当时泰国是三百亿美元储备，对应七百多亿美元的中短期债务。”
他认为，现在对中国来讲是怎么更好的处理，即在改革条件下，汇率机制完善和朝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过程当中要走什么路。“三万亿美元就不怕风险，到两万亿美元就怕风险了。我觉得那有一点简单的数字化，还得看实际机制体制的变化和改革过程当中抗风险能力的支撑度。贸易往来的逆差和顺差问题，本国资本账户等问题都要进行处理，这才是目前重要的事。”
Brian COULTON称，中国情况不一样，虽然外储有所下降，但是总量仍然非常强大，且中国的储蓄并没有发生一个美元化的趋势。虽然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过去十年中变得更加灵活，但中国仍然有资本管制，所以中国受美元汇率影响没有很多其他的经济体那么大。“问题在于，一旦美国像他威胁那样，对于进口进行20%到30%的征税的话，中国将会采取何种措施回应，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