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关：屈辱还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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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完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揭示了大革命之后中国不断“暴力化”的过程之后，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开始研究海关史，这便是《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作者认为，与中国传统的榷关不同，海关“集多功能为一体，超越了一个单纯的税收机构”，包括建设港口、派使臣出访、气象观测、培养外交官、译书，等等。更重要的是，海关是近代中国“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它在中国和西方之间运筹帷幄，是一个不受频繁权力更迭影响的“国中之国”。

出于这两层原因，海关是近代西方与中国关系的缩影：既掠夺中国，又帮助中国；既以武力打开其国门，又用文明迫使其现代化。海关就像一条变色龙，在延续传统榷关色彩的同时，又将世界性特征引入这一新机构，以适应不同的世界。方德万的研究相对轻理论，更加重视史实的挖掘，呈现了一个更为丰满，但又不至于矫枉过正的海关史。

二

中国海关的滥觞，是在一场起义过后的废墟之中。1853年9月，在太平军攻克南京引发的恐慌情绪中，由福建和广东水手组成的小刀会占领上海，将租界洗劫一空，包括设于当地的江海关。起义平息后，上海道台吴健彰与英法美三国领事商议，决定三国各派一名代表为税务监督，成立关税委员会。英国方面最初派了威妥玛，后来改为李泰国。1861年，根据英法联军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李泰国被其任命为第一任总税务司。

最开始，去中国工作并不是个诱人的选择。一位英国首相直言不讳地说，驻华领事馆是“贫困者的避难所”，里面的职员都是些“穷困潦倒、名誉扫地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大约是“白垃圾”一流。李泰国虽也出身贫寒，但从小自强不息，来华后还跟随一位传教士学习了汉语，只不过这种语言特长似乎反而降低了他的声望，在同僚们看来，对汉语的学习有弊无利，“会捆绑思考力，并且造成在真实生活中对普通事务持有错误的理解认知。”

李泰国带有一种英国式的自傲，有时候他将中国比作一根腐烂的苇草，有时又视其为一个需要看护的婴儿，“我们不仅要控制，还要指引中国政府。它现在还不能独立行走，多年之后才行。”方德万认为，这位“高贵的人”的下台是必然的。1863年，在拒绝去北京讨论关务，与任命他的恭亲王激烈冲突后，11月底赫德取代了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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