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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玮旭读《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风旗之姿

上海书评  · 公众号  · 读书  · 2024-11-16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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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所收录的四十多篇文章长短相间,多谈四九年以前的新诗诗人和诗歌,也兼涉北岛、海子、于坚、欧阳江河乃至崔健等几位当代诗人。新颖老师的谈法深入浅出,常常是从问题出发——这“问题”并不是我们当下几乎堕入学术套路的所谓“问题意识”,而是切身的、从阅读和生活中生长出来的问题。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惊奇”,比如戴望舒到底为什么被里昂中法大学开除?陈梦家怎么会写一部豫剧剧本?穆旦的硕士论文为什么一直没有被发现?甚至“你知道水的形状吗?”发现这些问题并为之“惊奇”,需要一个诗人的敏锐和天真,而实在地探究下去,则又需要一位学者的老练了。书中文章既有结合相关文本的细读,又有一手史料的钩沉,更兼文学史和社会史的把握,将诗放在诗人的生活中看待,将诗人放在社会历史中看待,互相镜照。如果有一个关切的中心,那就是“人”。

把人从观念中赎回,可以说是新颖老师一以贯之的学问之道。书中诗人们的形象都不是教科书里的刻板模样。戴望舒不是一个只会在雨巷里浅吟低唱的情诗王子,也不仅有抗战时期的沉郁和决绝,在法国读书时他也跟我们一样会“翘课”,一翘就是两个月,去西班牙“看电影,逛书店”;年轻的穆旦并不终日醉心语言和欧美现代主义诗歌,雨林中的九死一生也没有让他忘记如何生活;夏济安和卞之琳都曾有过苦恋经历,刘半农会写打油诗自嘲,闻一多在课堂上的名士潇洒,林庚写到得意处“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他们都是那么的鲜活、有血有肉。我尤其喜欢的是《穆旦在芝加哥大学——成绩单隐含的信息及其他》一篇——这篇其实早已是脍炙人口了——文章描述了作者在芝加哥大学寻访穆旦往事的经历,不论对普通读者还是初入门径的文学研究者来说,都可以借此文一窥学术研究的堂奥:那不是办公室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它需要你始终带着体温和对人的关怀,以及纯粹的好奇和执着。人文学术就是去认识“人”。穆旦当年“来往的朋友很多,周末聚会,打桥牌,跳舞”,和杨振宁、李政道等同学争论是否回国;他笃行自己的学习规划,对学院体制毫不在意,“成绩并不算好”,甚至险些没有拿到学位。我想到周与良《永恒的思念》里这样描述那个时候的穆旦:“当时良铮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很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写诗很有见解,人也漂亮”,又想到穆旦留下的相片总是笑容,即便是被历史反复碾压过后的晚年。经历了那么多,曾经那个“瘦瘦的”“漂亮”青年,仍然以笑容的形式将一种不会磨灭的人的精神留给我们。

这样,书就呈现了一个个“有情”的人。“有情”是新颖老师常谈的核心关键词,也是我们这些学生受益最多的地方。不过这次读书,我倒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讨论一个个人的时候,许多文章都有意无意地涉及了“树”。不仅人“有情”,草木同样是“有情”的。这是诗骚以来中国文学的基因,在新颖老师的文章和所谈的新诗诗人笔下常常表达出来——书中提及的穆旦的《诗八首》、路翎的《红果树》《老枣树》、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半棵树》等诗歌,纷纷借助树来理解自我和世界。《寻访戴望舒游学法国的事》一文的最后,作者在里昂三大的校园里看到了戴望舒的纪念牌,但首先注意到的却是“一丛丁香树”(这显然是与戴望舒名作《雨巷》的互文,真是用心的纪念);走在中法大学里,也是“迎面一种树,满身大片大片的黄叶”,后来才知道是椴树。这些树或高大或秀美,生生不息,就好像逝者并没有逝去一样。树和人当然很不同,人却总是能从树的生长中获得教育,获得生命的感受。《“我的骨骼里树立着它永恒的姿态”》一文中,一棵枫树支撑了牛汉的生命,这种支撑不仅仅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牛汉繁重的劳作后疼痛弯曲的脊背,是靠着这棵枫树才得以慢慢竖直起来,这一特殊的境遇使得诗人“恢复了身心的‘单纯和素白’”,因而这棵树并非什么象征,而是一种真实。《棕榈之死》一文所谈的于坚两首诗歌的对比中所生发出的现代社会中“那些被忽视、被遮蔽、被牺牲和毁灭的人、事、物及其与之相联的一切”,同样被一棵棕榈树所映照出来。正是通过对树的体认,一种经验的不可穿透的实在性得以挣脱生活习以为常的惯性和观念性,使生命的丰富感受豁然开朗。这也正是诗歌重要功能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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