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土改是南下干部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但《明星与素琴》的两位主角，均未直接参加江西的土改，但这个背景性的说明又非常重要，作者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大多数人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借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与罗平汉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等书，事实上作者也是如此做的。但他的排他性在于使用了另一件第一手未公开出版的史料——《魏必达土改日记》。魏必达土改工作的地方弋阳距离贺明星工作的星子县，大约三百公里，有很强的可比性，从而完成了对江西土改一个麻雀性的解剖。借日记来完成对社会的微观观察，在附录一《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一文里，也有与如上自洽性的延续。
从学识与名声上看，魏必达未必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知识人，但他与“三农干部”马主任在土改中的冲突，是其日记的主线。这说明一些知识人在土改中的狠劲与胡来，的确稍逊于“三农干部”。要想通过仇恨来形塑新的社会冲突范式，使得社会牢牢地掌控在政府手中，必须要“牢记阶级仇，不忘血泪恨”。所以“三农干部”马主任才非常有底气地对魏必达说：“现在政府完全依靠三农干部，你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呢？不过认得写得几个字，我要你写的时候，你还不是给我写，难道你还敢不写吗？”（p.209）如此直白的表达，想必让魏必达气闷而无可奈何。但现实就是如此，你再气闷也只得承认权力上的差序格局。
对于全国土改包括江西土改的认识，贺明星在给王素琴第十八封信里有比较清醒的认知，说土改既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战争取得胜利的基石，同时也是准备马上打朝鲜战争乃至世界大战之必须。不过作者对此说得更明白：“土改让社会阶层中占主要的农民彻底翻了身，使新政权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个重大意义还在于土改通过无偿掠夺大批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的财富缓解了国家财政吃紧的状况，支援了战争。”（p.200）所谓农民彻底翻身云云，在过了两年后的互助小组与随之而来的农村合作化中，即化为乌有。支持了战争是显见的事实，但最为久长的影响则是，社会阶层特别是底层根基得到了亘古未有的重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对社会结构包括民众自我救助体系的完全丧失——义（塾）田、义学、祠堂等民间救助体系被连根拔起——统购统销使民众的胃，受到了空前的管控，故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逻辑必然。
▍二
贺明星与王素琴的书信，不仅记载了那个时代的恋爱与婚姻观念，更展示了新颁布的《婚姻法》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国家强力介入私人生活 ，从婚姻开始，把事实婚姻变成法律婚姻，可谓牵牛要牛鼻子，抓矛盾要抓主要矛盾。得鼎之初，战事甫歇，官方即花主要精力于1950年4月13日颁布而同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其管控社会的用意，夯实社会根基，重建性资源分配体系的意图（参见拙著《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里《从一美术创作集考察历史》一文），不少人是看不出来的。近来才有这领域方面的专家予以重视，如张培田编著的《新中国婚姻改革和司法改革史料：西南地区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算是在史料上回溯彼时旧观，但在见解上却未必能勘破就法律议论法律的“理中客”状态。好在云从龙尚能从贺明星与王素琴的婚恋中看出这里面的社会变迁，算是有眼光的视角。
人口迁徙的因素甚多，在安土重迁的农业中国，自发的迁徙总是稀有的，外在强力——战乱、逃荒、政府强制等，才是主因。贺明星、王素琴算是到江西的南下干部，南下干部是官方政治化的说法，“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是一次特殊的人口迁移，规模巨大的南下干部及其家眷，最后都在江南安家，并为地方政府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p.147）。就像成渝两地的南下干部分别是山西帮与山东帮，给这两个城市带来了一些不同特质，小到成都人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的餐食中之普遍吃面与馒首等，均不无山西的渊源和影响。
在分析文革揭发材料里说王素琴私自涂改工资级别，并且连升三级一事，倘没有相当的背景知识储备的人，读到这里也分不清，这到底是事实还是污蔑。但云从龙棋高一着的是，利用材料中所说的1963年的“工资改革”，而找到该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批的《劳动部关于1963年工资工作安排意见的报告》，全国有百分四十的职工普调工资，王素琴自可名列其中，说明这项指控不实。至于被指控1955年私自涂改工资一事，他的结论则要谨慎得多，因为没有直接材料证明而得出是与否的肯定结论（p.257—258）。这些地方，展示了作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求实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