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超越特殊性的一般化努力
比较政治研究总体上是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许多学者不论是在方法论还是在成果上，往往挣扎于理论的普适性与解释的精确性之间。二者之间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立基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解释所依赖的数据和逻辑完全来源于该项特殊案例，因此该解释的准确性和现实有效性几乎在任何时候都受制于具体时空所提供的特定情境。换句话说，解释越是贴近案例的独特细节，那么其说服力往往越强，因而更加满足精准性的要求。
然而，与此同时，研究者们出于各种考虑又不希望自己的成果仅仅是对所观察到的表面现象的描述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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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他们希望能对相关领域进行一种抽象概括。对普遍性的追求要求抹平不同案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必然具备的种种特殊性，在这样的前提下，能够进入研究视野的有效资料在数量上必然会锐减。
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倘若某种方法论只适用于单一国家或现象，而少有比较和抽象的成分，甚至有时为了追求解释的高度准确性，人们会完全忽略比较，只专注于案例本身，那么该研究方法会被打上缺乏归纳性和应用价值的标签。然而，一旦研究方法追求普遍性，而不是专注于某一个国家或具体政治现象时，人们又会质疑其真实有效性，毕竟不论何时，特定地区和特殊案例都是比较研究的基础，即便是追求普遍性的学者也不愿因此导致对特定案例的解释面目全非。
除上述理论上的困难外，比较研究在现实层面的专业分工也加剧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在比较政治学中，研究分工的专门化和组织化并非依赖于理论流派的区别，而是高度围绕国家和地区界限来划分的。比如，美国学术界就倾向于将研究局限于解释单一国家的变化，因此对特定国家之语言、历史、文化和制度的了解要远重于对定量和抽象方法的掌握，后者恰恰是进行普遍性研究的有利工具。一方面，研究者不停地试图调和那些宽泛的普适性理论与具有特定案例和情境的知识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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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学科的专业分工又使这种努力难以成功，因为专业细化导致学科碎片化，而远非提供某种宏大的普遍性基础。④很多研究体现了这一张力。比如，瓦莱丽·邦斯
(Valerie Bunce)
在描述多地区民主化存在高度多样性的同时，还希望提出一种满足特殊语境的普遍化理论。⑤不同地区有其独特的民主环境，包括文化背景、社会状况、政治制度等，这导致民主化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多样性。然而在描述这些多样性案例的同时，邦斯的最终目的却是提炼出一种能满足不同语境的普适性理论。她分析了多种相关的方法论，包括从邻近案例和结果中分离出深层次的背景性因素。她希望表明，这样的差别对建立可靠的跨国家和跨地区的普遍化理论很重要。她总结道，虽然民主的语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主化成果的不确定性，但民主化的过程却是一定的。玛格丽特·列维
(Margaret Levy)
在研究有关比较政治经济学新方向的问题时，观察到这样的现象：理性主义者常常故意对研究问题进行限制，使其处于能够被概念化和操作化的区间内，并且其研究往往依赖于通用的分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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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者则在关注所谓的“大问题”的同时，又要求相关回答是精确的和详细的。⑥通常，人们希望根据案例的特殊语境确定一些参数，然后将这些特定参数糅合进一种抽象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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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验证该理论的普遍性的同时，实现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结合。但对理性主义者来说，情况相反，两者的结合依赖于符合案例的特定理论与普适性的研究手段的结合。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尽管难以调和，但
1960
年代以来它仍旧吸引着无数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作出不断尝试。然而，不论他们提出了何种看似成功的一般化理论，这些理论往往都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⑦实际上，这种结果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主题为“比较政治学中理论的角色”的研讨会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众多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重量级学者对普遍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却仍旧以大多数人支持继续建立有关具有普遍性的因果关系的理论而告终。⑧持续的努力不断印证着这样的两难困境：为了追求理论的普适性，学者们不断将各种变量添加到普遍性理论中，如此一来，即便拉近了普遍性理论与更多特定情境的距离，但也使普遍性理论渐渐丧失了归纳性。⑨
事实上，在反思这样的艰难局面之前，有必要适时回顾一下比较政治学的根本目的与价值所在。从上文对比较政治学概念的介绍可以看出，就其发源和发展而言，传统的比较政治学的诞生是源于辨别政治世界中的相似和相异现象的需求。它运用比较的方法对经验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最终归纳出政治规律，帮助我们描述、解释、认识甚至预测政治现象。既然探寻政治规律、预测政治现象是其研究目的，那么任何使这一价值丧失有效性的因素都应当在萌芽阶段被排除掉。在徘徊于两难境地时，指导抉择的最根本原则应当是：确保对规律的历史把握、对现象的精确解释以及由此作出的有效预测。如果处于比较区间内的各个案例，其条件和表现在本质上存在不同，那么比较政治研究在实现根本目的和价值这一目标的推动下将本能地呈现出特殊性和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