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南京陷落后，难民营很快人满为患，先后有数十万人涌入，远远超出了安全区委员会成立时的预想。他们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为难民们提供最为基本的生活保障。
约翰.拉贝
而我想要介绍的这位约翰.拉贝先生非常特殊，他是德国人，而且还是纳粹党员。然而正是考虑到这一层身份，他被推举为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作为日本盟国的公民并且还是纳粹党在南京的领袖，这使得拉贝先生能更有效地开展救援工作。他俨然就是中国版的“辛德勒”。
1908年拉贝先生做为西门子公司的职员被派驻到北京工作，1931年他又被西门子公司调派到南京办事处。几年之后拉贝成为纳粹主义的簇拥者，在那时的拉贝的眼中纳粹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
他曾说：
“作为党的一名组织成员，我不仅相信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正确的，并且百分百地支持这一制度。”
这当然是拉贝对纳粹主义一厢情愿的误解。
在日军兵临城下之前，很多拉贝的德国同胞都已经逃离了南京，他们自然也劝告拉贝离开，就连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也曾强烈建议他离开。拉贝说：“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我的儿孙都在这里出生，我在这里生活幸福，事业成功。中国人一直对我很好，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一样。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了30年，而日本人民同样对我很好的话，在危急时刻我也不会离开日本人民。”
当然拉贝之所以没有离开南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作为西门子公司的机械师，有责任保障其中国员工的安全。后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我当时将他们弃之不顾，他们全都会被杀掉或者受到严重伤害。”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左三为拉贝）
1937年11月25日，在安全区筹备工作初期，拉贝给希特勒发去了一份电报，希望能够获得元首的帮助。“从中调度，促使日本政府批准为南京非战斗人员设立中立区”。同时他又给自己的朋友克里拜尔将军发了一封电报：“诚挚地恳请您支持我向元首提出的请求……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场恐怖的大屠杀……”
南京陷落后的第二天早上，拉贝到城里四处检查南京的受损情况，他看到大街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在后期，面对局势的日渐恶化和目睹日军的残酷暴行的压力下，拉贝的情绪非常低落。他在1937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写到：“我目前深陷其中的可怕灾难使得我们想起了童年的信仰。只有上帝才能在烧杀淫掠，为所欲为的匪帮面前保护我，委员会的所有抗议都是徒劳的，人们答应要纠正，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
约翰.拉贝在写给希特勒的报告中说：“日军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只有党的标志和臂章。”虽然对安全区委员会的工作感到力不从心，但拉贝并没有丢下不管。他依旧在尽自己所能去阻止日军的暴行。1938年1月1日，一位母亲跪在拉贝面前，请求拉贝救救她那可怜的女儿。她带着拉贝来到事发现场，一进屋就看见一个日本士兵赤身裸体压在一名女孩身上。拉贝愤怒地用任何日本士兵能听懂的语言对他说：“新年快乐！”日本士兵拿起裤子，逃离了现场。
1938 年1 月底，拉贝接到西门子总部的命令，必须离开南京回国。2月21日，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总部，人们为拉贝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会。三天后，拉贝离开南京，取道上海回国。在离开南京时拉贝还带着日军南京暴行的文件资料，他决心回国后将日军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
1938年4月15日，拉贝一家回到了德国，中国政府还授予了他一枚红白蓝三色绶带的钻石勋章。回到德国后，拉贝在柏林各地演讲并反映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但不久后他就在家中被两名盖世太保逮捕。在保证不会再公开谈论日本在南京的事情后，拉贝才被释放。
战争结束之后，由于他的纳粹身份，拉贝遭受了一连串的指控。西门子公司无法为其提供岗位，拉贝全家的生活陷入了无比的困境，他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中国艺术品一件件卖给美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