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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中，世界文化的流动以及中华文化与世界的交流呈自然状态。一个文明中心就是一个文化发散源，中华帝国在几千年中，尤其汉唐时期，更是如此。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交流渠道，一方面，把丝绸、瓷器以及中华文化包括四大发明，源源不断输送到西方；另一方面，也引进了西方宗教和奇技淫巧。东汉时东来的佛教，唐代来华的景教（基督教）、摩尼教、祆教（火神教）、伊斯兰教，一直影响至今。汉朝长安就有来自罗马的杂技和魔术表演，唐代宫廷确立的燕乐二十八调更是直接从西域引进，因为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战乱，中华乐舞丧失泰半，因而唐代宫廷坐部伎、立部伎演出的大曲舞乐，许多是由西域乐舞里补充而来的。
实话说，如果不是外部世界发生变化，这样一个农耕社会是可以长久自给自足下去的，而且有可能一直领先于世界，因为从世界范围看，农业文明确实创造出了四大文明古国和它们的璀璨文化。
但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化有了跃进式的发展，工业文明得以快速发展。站在中国的视点看，明代万历以后，世界文化有了新的动向，给中国文化带来日益强大的影响和冲击，这种冲击从西方基督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开始。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肇庆，开启了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大门，也带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冲击和启迪。例如，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把中国画在世界的东北一隅，引起士大夫们极大的惊讶和反感，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处于天下正中，所以称中国，皇帝则称天子，而方外、域外历来是边鄙荒蛮之地。《山海经》里除了中原，四处都充满了恐怖和危险；屈原《楚辞·招魂》中描绘得四外都可怕，还是家乡好，所以“魂兮归来”。虽然也有徐光启一些先行者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但明清一般士大夫都把西学当作旁门左道，认为不可置信，比如，当时认为自鸣钟只是一种能工奇巧，可供把玩，不能当饭吃。康熙皇帝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多的中国帝王之一，亲自钻研西方数学、天文学，他身边围绕着传教士白晋、张诚，西洋画师郎世宁等。康熙皇帝还主持过著名的中西天文学家测日影事件，最终还是传教士南怀仁的准确度胜过钦天监监正杨光先，于是康熙帝罢免了杨光先，命南怀仁在钦天监任职。但就是这样一个十分崇尚西洋文化的皇帝，还是下令严格限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这些传教士的信件、笔札、报告书源源不断地送往西方，从此有关中国文化的信息就开通了门户。此前西方对东方古老的丝绸之国只是道听途说，12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又带回远东的“天方夜谭”，现在则是中国报道伴随着实实在在的丝绸、瓷器、茶叶、工艺品源源不断地涌来了。18世纪前，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化尚沉埋在废墟瓦砾中，而文艺复兴在带来西方思想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同时，也引发了西方学术的追本溯源，想弄清楚人类文明是怎么发源的。这时西方人开始好奇地打量东方传统，打量中国与印度的古老文明，于是17、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中国文化热。人们使用中国家具，建造中国式建筑，品尝中国餐饮，思想界则开始研究老子和孔子，莱布尼茨、孟德斯鸠都热衷于探索中国的哲学与政治制度，西方汉学由此开始兴起，中国诗歌、小说、戏曲也进入了西方视野。例如戏曲，最初是法国耶稣会士普雷马雷把元杂剧剧本《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引起伏尔泰、歌德等人的重视，掀起对之进行改编、重写并上演的热潮。当然，因为审美基因和习惯的不同，也因为很快欧洲人发掘出了他们自己的古希腊文明源头，而工业革命的成功使得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确立，西方人对戏曲长期持有贬斥态度，认为它不符合“三一律”的原则，致使对中国戏曲热减退。但从那以后，西方汉学研究中国戏曲的脚步却没有停止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