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郑振铎是一代文化奇才，举凡小说、诗歌、戏曲、文学评论、翻译、版画、文物收藏、文献研究等等，都有极高的造诣，在海内外尤其是日本学术界声誉殊高，属于顶尖大学者之列。
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位藏书家与鉴赏家，对于旧书买卖十分熟稔。不清楚他和刘承幹之前有无私交，但两人一定是听过彼此名字。
这一次，郑振铎自然也是为嘉业堂藏书而来。而他代表的团体，与前面所列的那些大机关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名字叫做“文献保存同志会”。
俗话说，盛世藏古董，乱世藏黄金。第二次淞沪会战之后，江南士绅们预感到乱世将至，纷纷把自己手里的藏书抛售，套取现金。所以从1938年开始，上海二手书市场出现了大量精品藏书，海外尤其是日本人掀起了收购狂潮。
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史，先夺其籍。无论购书的日本人是出于何等崇高或纯粹的目的，在抗战的大环境下，这就是一次文化层面的掠夺与毁灭。
郑振铎一生爱书成痴，面对这样的局面，实在是无比痛心。日人夺书之痛，他已经体会过一次了，早在1932年第一次淞沪战役，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结果他存放在内的几十箱藏书毁于一旦。
之前还只是他个人藏书，现在却是整个古籍界面临浩劫。郑振铎沉痛地描述当时的心境：“
目击心伤，截留无力，惟有付之浩叹耳！每中夜起立，彷徨吁叹，哀此民族文化，竟归沦陷，且复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
”。
郑振铎是一位学者，但也是一位战士，不是简单地怨愤感慨几句就完事了。
当时上海文化界人士纷纷向大后方出逃，然而郑振铎却毅然留在危机四伏的孤岛。他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书生报国，阻止古籍外流，即便只挽救一小部分，也是有价值的。
于是1940年1月，他集合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徐森玉等人，结成一个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们决心要在文化领域，与日本人打一场仗，一场力量悬殊的游击战。
（文献保存同志会部分成员：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
）
“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
——这是文献保存同志会全体同仁发出的宣战书。
在沦陷区跟日本人打游击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军事上很难，文化上更难。同志会的工作方法是：利用人脉在市场上搜集各种古籍出售信息，抢在日本人之前择其精华完成收购，然后设法妥善保存，以待重光。
这项工作听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极难，每一个环节都难。
首先就是购书所需资金。那些珍本古籍，一本价格动辄数百上千元。以郑振铎自己的交易为例。他曾购得明抄本《云台编》等九种，共计二百五十元；又购得宋刊宋印本《荀子》一部，价四百元。
可想而知，要买下整整一库存书，得需要多么巨大的财力。尤其日本人财大气粗，他们仅仅只靠同志会自己筹款，实在杯水车薪。郑振铎千方百计，联络到了内迁的中央图书馆，请重庆方面拨出专款。中央图书馆也不容易，他们恰好有一笔中英庚款的补助，用来修建新馆舍，一听郑振铎的请求，新馆索性先不修了，充作收购书籍之用。
有了资金支持，还得有人来执行。这就更难了。
古籍二手书市场的水很深，想在这个漩涡里救出有价值的书，资历、人脉、声望、学识一样不能少。换句话说，这一场游击战郑振铎没法假手他人，非得亲自出马不可。
但问题是，他声望太高了，早就上了日本人的重点监控名单。
有多重点呢？
外务省在上海设有单独的情报文化机关，叫做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该所定期发行《中国文化情报》期刊，其中有一个栏目叫《上海现在的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录》，专门披露文化名人的近日动态，郑振铎是榜上常客。
有鉴于此，郑振铎行事极为小心，上海沦陷之后，他化名“陈思训”，以“文具商”的身份，蛰居于上海居尔典路一小楼内，还改换装容，从西装换回马褂，深入简出，不是至亲很难接触到他。
汪伪政府想利用郑振铎的名气，曾派出过一个叫樊仲云的特务，去上海搜寻郑振铎。樊仲云与郑振铎原来相熟，知道他有书癖，喜欢去中国书店、开明书店、来青阁等地。他先去这些书店询问，但书店伙计们得了叮嘱，都说长久不见郑先生。樊不死心，就蹲守在四马路附近死等。
等了几天，果然被他在棋盘街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读书人，正在书店门口翻书。樊仲云走过去，拍拍肩膀，郑振铎一回头发现是他，反应极快，二话不说，撒腿就跑。四马路很宽阔，他腿又长，跑得比国民党军队还快，转眼便消失在街头，樊仲云追赶不及，只能喘着粗气大骂。
这段逸事甚至登在了1943年重庆《中外春秋》上，山城轰传中国文化界出了一位长跑健将。
（右一为郑振铎先生，以这个身高，想不被人认出还挺不容易的……）
由此可见，郑振铎身处的环境有多么险恶。但他矢志不渝，依旧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
那一位代表满铁来买嘉业堂的高仓正三，其实之前跟郑振铎暗中交过一次手了。
苏州有一位名士叫做刘公鲁，继承了其父刘世珩以精善秘本而著名的“玉海堂”藏书。1937年11月，日寇入侵苏州，刘公鲁不幸蒙难，藏书也因此流散。高仓正三在39年12月抵达苏州，立刻找到日军驻苏的辻部队，要求接管玉海堂，把藏书控制在手里。
没想到辻部队到了刘家一看，书没了，再一问，这批书恰好在三天前刚刚卖掉，收购者是苏州书商孙伯渊，而且藏书已直接运去了上海。高仓正三极为懊恼，想继续追寻，但他没想到，郑振铎在旧书界人脉太广，嗅觉灵感，早早便获知这些藏书落在孙伯渊手里，第一时间登门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