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郑振铎是一代文化奇才,举凡小说、诗歌、戏曲、文学评论、翻译、版画、文物收藏、文献研究等等,都有极高的造诣,在海内外尤其是日本学术界声誉殊高,属于顶尖大学者之列。
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位藏书家与鉴赏家,对于旧书买卖十分熟稔。不清楚他和刘承幹之前有无私交,但两人一定是听过彼此名字。
这一次,郑振铎自然也是为嘉业堂藏书而来。而他代表的团体,与前面所列的那些大机关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名字叫做“文献保存同志会”。
俗话说,盛世藏古董,乱世藏黄金。第二次淞沪会战之后,江南士绅们预感到乱世将至,纷纷把自己手里的藏书抛售,套取现金。所以从1938年开始,上海二手书市场出现了大量精品藏书,海外尤其是日本人掀起了收购狂潮。
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史,先夺其籍。无论购书的日本人是出于何等崇高或纯粹的目的,在抗战的大环境下,这就是一次文化层面的掠夺与毁灭。
郑振铎一生爱书成痴,面对这样的局面,实在是无比痛心。日人夺书之痛,他已经体会过一次了,早在1932年第一次淞沪战役,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结果他存放在内的几十箱藏书毁于一旦。
之前还只是他个人藏书,现在却是整个古籍界面临浩劫。郑振铎沉痛地描述当时的心境:“
目击心伤,截留无力,惟有付之浩叹耳!每中夜起立,彷徨吁叹,哀此民族文化,竟归沦陷,且复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
”。
郑振铎是一位学者,但也是一位战士,不是简单地怨愤感慨几句就完事了。
当时上海文化界人士纷纷向大后方出逃,然而郑振铎却毅然留在危机四伏的孤岛。他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书生报国,阻止古籍外流,即便只挽救一小部分,也是有价值的。
于是1940年1月,他集合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徐森玉等人,结成一个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们决心要在文化领域,与日本人打一场仗,一场力量悬殊的游击战。
(文献保存同志会部分成员: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
)
“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
——这是文献保存同志会全体同仁发出的宣战书。
在沦陷区跟日本人打游击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军事上很难,文化上更难。同志会的工作方法是:利用人脉在市场上搜集各种古籍出售信息,抢在日本人之前择其精华完成收购,然后设法妥善保存,以待重光。
这项工作听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极难,每一个环节都难。
首先就是购书所需资金。那些珍本古籍,一本价格动辄数百上千元。以郑振铎自己的交易为例。他曾购得明抄本《云台编》等九种,共计二百五十元;又购得宋刊宋印本《荀子》一部,价四百元。
可想而知,要买下整整一库存书,得需要多么巨大的财力。尤其日本人财大气粗,他们仅仅只靠同志会自己筹款,实在杯水车薪。郑振铎千方百计,联络到了内迁的中央图书馆,请重庆方面拨出专款。中央图书馆也不容易,他们恰好有一笔中英庚款的补助,用来修建新馆舍,一听郑振铎的请求,新馆索性先不修了,充作收购书籍之用。
有了资金支持,还得有人来执行。这就更难了。
古籍二手书市场的水很深,想在这个漩涡里救出有价值的书,资历、人脉、声望、学识一样不能少。换句话说,这一场游击战郑振铎没法假手他人,非得亲自出马不可。
但问题是,他声望太高了,早就上了日本人的重点监控名单。
有多重点呢?
外务省在上海设有单独的情报文化机关,叫做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该所定期发行《中国文化情报》期刊,其中有一个栏目叫《上海现在的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录》,专门披露文化名人的近日动态,郑振铎是榜上常客。
有鉴于此,郑振铎行事极为小心,上海沦陷之后,他化名“陈思训”,以“文具商”的身份,蛰居于上海居尔典路一小楼内,还改换装容,从西装换回马褂,深入简出,不是至亲很难接触到他。
汪伪政府想利用郑振铎的名气,曾派出过一个叫樊仲云的特务,去上海搜寻郑振铎。樊仲云与郑振铎原来相熟,知道他有书癖,喜欢去中国书店、开明书店、来青阁等地。他先去这些书店询问,但书店伙计们得了叮嘱,都说长久不见郑先生。樊不死心,就蹲守在四马路附近死等。
等了几天,果然被他在棋盘街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读书人,正在书店门口翻书。樊仲云走过去,拍拍肩膀,郑振铎一回头发现是他,反应极快,二话不说,撒腿就跑。四马路很宽阔,他腿又长,跑得比国民党军队还快,转眼便消失在街头,樊仲云追赶不及,只能喘着粗气大骂。
这段逸事甚至登在了1943年重庆《中外春秋》上,山城轰传中国文化界出了一位长跑健将。
(右一为郑振铎先生,以这个身高,想不被人认出还挺不容易的……)
由此可见,郑振铎身处的环境有多么险恶。但他矢志不渝,依旧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
那一位代表满铁来买嘉业堂的高仓正三,其实之前跟郑振铎暗中交过一次手了。
苏州有一位名士叫做刘公鲁,继承了其父刘世珩以精善秘本而著名的“玉海堂”藏书。1937年11月,日寇入侵苏州,刘公鲁不幸蒙难,藏书也因此流散。高仓正三在39年12月抵达苏州,立刻找到日军驻苏的辻部队,要求接管玉海堂,把藏书控制在手里。
没想到辻部队到了刘家一看,书没了,再一问,这批书恰好在三天前刚刚卖掉,收购者是苏州书商孙伯渊,而且藏书已直接运去了上海。高仓正三极为懊恼,想继续追寻,但他没想到,郑振铎在旧书界人脉太广,嗅觉灵感,早早便获知这些藏书落在孙伯渊手里,第一时间登门求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