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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而言,从战时到战后的转变凸显了帝国走向衰落的残酷现实。这种衰落的根源,实际上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代。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将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处境视为帝国衰退的经典案例。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工业产值已不足全球总量的10%,却要维持一个遍布全球约四分之一陆地面积的殖民帝国。这种经济实力与帝国责任之间严重的失衡,注定了英国难以长期支撑下去。
但问题的复杂性远超出这种客观的实力不足。在战后的西方学术界中,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的历史几乎成了一本批评的百科全书。例如,国际关系领域的现实主义学者批评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政府过于天真,相信国际联盟能够提供可靠的集体安全,结果忽视了自身的军备建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指出,英国政府过于死守传统财政纪律,不敢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速扩军,致使英国在战争爆发时措手不及。此外,右翼军事理论家认为英国军方思想陈旧、僵化,不如德国新兴的闪击战战术高效。另一方面,左翼知识分子批评战前保守党政府因意识形态的偏见,未能及时与苏联达成合作以遏制希特勒的扩张。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大量官方档案的解密,以及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等核心决策者的私人书信公开,历史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20世纪30年代英国战略决策背后的逻辑和动机。这些新史料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战前英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非一味消极。尽管英国的工业能力相对衰落,但全球性的殖民地网络和金融资源依然赋予了英国一定的战略优势。这种全球布局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重整军备,并试图对德国实施威慑的能力。
第二,英国财政部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决策中的作用空前强大,对重整军备的具体规模和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财政部的严格控制不仅是出于财政纪律,也反映了当时决策者试图在短期军备扩张和长期财政稳定之间达成的微妙平衡。
从事后的历史视角看,“帝国衰退”或许确实难以避免。但英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战略评估和决策,仍然为我们深入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
客观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对国际形势变化有着相当敏锐的洞察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英国随即放弃了此前的“十年原则”(Ten-Year Rule,即假设未来十年内不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开始重新评估全球的地缘风险。1933年10月,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后,英国迅速成立了“国防需求委员会”,专门协调外交、财政与军事部门,制定长期国防计划。到1936年,英国政府正式将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列为主要威胁,全面启动了军备扩充计划。从这一视角看,说英国是最早为下一场世界大战做准备的主要国家之一,并不为过。
与同期孤立主义盛行的美国、深陷内部动荡的苏联不同,英国当时仍然是世界上唯一具备全球战略利益的大国。虽然工业实力相比美苏日并不突出,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英国在欧洲的相对地位依旧稳固。尤其是在海军力量上,英国优势明显。德国公海舰队覆灭后,皇家海军不仅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领先,也进一步巩固了对欧洲海域的绝对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