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明300年最大的危机其实就是一直以来明朝在其整个历史上都几乎没有遭遇什么真正的危机。纵观明朝近300年的历史，其实可以说明朝时一个很幸运的朝代，当时它的周边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够直接威胁到它政权的势力存在。
北方的蒙古人早已不复当年成吉思汗的光辉，分裂割据的各个部落无一能够有实力和明朝一较高下。纵使明初横扫波斯而嚣张一时的瘸子帖木儿也死在了征明的路上，后来的也先或者俺答还有林丹都没有真正雄霸中原的实力，虽然300年来蒙古人不时纵马南下，但在明朝眼里始终不过是“抢食贼”而已，抢够便会回去的，大不了出让些河套地区的土地与他们，也就息事宁人了。
当时的西欧虽然逐渐摆脱黑暗中世纪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但彼时欧洲人的实力还远未能够将战火烧到万里之外的东土，虽然欧洲人随着航海术的不断提升，在明朝中后期开始逐步蚕食着明朝周边的属国，甚至“租用”掉了澳门，但对于明朝而言都不能够真正威胁到它的政权;日本则就更不用说了，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军事实力从未能够威胁到中国，即便偶尔丧心病狂一次，其侵略的部队也早被挡在朝鲜，没有机会能够把战火烧到中原的机会，而频发的倭寇也只能破坏些局部地区的安宁，对整个政权则更加没有什么影响;云贵等地的苗人虽然不时地造反，也很容易就天朝的大军平定，明朝出个王守仁就能轻松搞定一切;至于其它的那些国家则都是些番邦属国，在明朝君臣印象里，不过都是每年派些使者来在金殿上磕响头的蛮夷而已，连正眼都不屑一顾的。
于是乎，在这种长期貌似太平且安详的环境下，大明朝理所当然地得上了一种富贵病。现在来讲，我们通常管这种病叫“大公司病”。由于没有外来的威胁，明朝政局长期都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的安定状态之中。虽然其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军事上从一开始就隐患重重，但始终都没有得到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善。
由于没有遇到过威胁，所以问题似乎永远不会爆发，敷衍或者拖延的办法往往反而比正视和面对问题要来得更为有效，而制度改革的带来利益远远不及要消除利益集团的成本的
时候
，一切问题就都没有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反而慢慢地积累，等待爆发的一刻。就是这种病，明朝从建国之初就开始患上而且病得不轻，经过数百年积累之下终于要这个王朝的性命。
萧墙之危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以后不久就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建立了一个以他朱姓一家的利益为核心的政治体系和军事制度。众所周知，明朝给予官员的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连之一都没有。一个一品大员的年收入换成现在的钞票也只有小几十万而已，底下的基层官员就更不用说了。而官员必须靠这些工资去养活一大家人以外，还要雇佣师爷跟班等整个一套班子，当然还有应付各种社交来往。几乎没有官员可以完全没有外财的情况下生存;也许海瑞做到了，不过代价是他的孩子活活饿死，自己死的时候连出殡的费用都没有。连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曾经感叹“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
然而，底层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一方面发行大量的学习资料教育官员清廉节俭，比如在《醒贪简要录》就仔细给大家计算一份官员的俸禄里要花费百姓多少的劳动；另一方面，他又是用尽各种残酷手段惩罚那些被揭露的贪官，甚至不惜想出剥皮揎草之类的酷刑吓唬官员，仅洪武一朝最大的贪污案--郭恒案中，朱元璋一口气把处死的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就达数百人，而地方官员被牵连下狱致死者更达到数万人之多。朱元璋作为帝国的缔造者和总指挥者，总不喜欢反省自身建立制度的缺陷，而喜一味地把所有问题的原因推卸给底下官员，进而粗暴采用各种酷刑对应，但却几乎毫无效果。明初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