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国家安全是一个集合体的安全。
对于我们来说，容易忽视这一点。近代学者严复对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做了一个很准确的描述，严复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今天一些人的国家观念缺在哪里？就是缺乏现代国家观念。
（2）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
不能不承认，我们国家受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缺乏现代国家观念。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三元里那样的抗击是极其个别的，大量的当地原住民在远处观战。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的民众也参加了哄抢园林的行动。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8月2日，18000多人的八国联军，十天攻陷北京，我们京畿一带清军有十五六万，义和团团民五六十万，大量给八国联军推送物资的都是中国人。
缺乏现代国家观念导致的是更大的灾难。
1931年8月，日本关东军即将发动“九·一八”事变，我国东北军将近20万，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装备，关东军据日本人统计只有1.09万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关东军没有底气。板垣征四郎，也就是1948年被判处绞刑的7个甲级战犯之一，他说：“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板垣告诉关东军，中国人无所谓，把税交给张大帅也是交，交“满洲国”也是交，交给日本人也是交，只要能活着就行。
另一个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石原莞尔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这就是近代中国，孙中山先生所讲的，四万万中国人只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与坚船利炮无法对抗，你没有凝聚起来，没有团结起来，不管你有多少人也不行。
（3）死伤3500万人，损失6000多亿美元的觉醒
有这么一句话：“直到列强不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了，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梁启超讲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认识：“一曰对于一身而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就是这么逐步演化的，是一步一步认识到的。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标志着封建士大夫阶层觉醒。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整个国家出了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投入到救国救民的洪流中去。
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真正超越了阶级、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地域、超越了统治与被统治，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我们对现代国家的认识，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这一过程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
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在这一饱受苦难的进程中，民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4）近百年来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
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了现代国家的观念，让我们认识了什么叫作国家。
中国什么时候才算是一个国家。真正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民众才认识到我们是民族共同体，这点是我们付出重大代价才得出的结论。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7月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全部捣毁，把杨靖宇逼入绝境。叛徒张秀峰是军部警卫排长，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2月他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他还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活动规律，他的叛变导致杨靖宇很快牺牲。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还有一个很难称为叛徒的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当时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他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张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