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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进入哈佛大学的首批参与者当中，有两名年轻男性尤为引人注意。
一位是本科生戈弗雷·卡米尔。
研究人员最终认定他是一位神经质疑病的患者。卡米尔的成长环境几乎与世隔绝，背后的原因是他的父母「病态的多疑」。一位心理学家认为卡米尔拥有「我见过的最悲惨的童年」。
卡米尔于1938年入读哈佛大学，但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堪重负。他频繁访问医务室，抱怨自己患有多种神秘疾病。一位医生在他的档案中写道：「这个男孩正在变成一个典型的精神病患者。」
他身材瘦弱，体质孱弱，社交困难。
美国参与二战后，卡米尔和大多数的哈佛男生一样应征入伍。尽管他的许多同学后来作为军官带着荣誉勋章和奖章回到家乡，但是卡米尔却以普通士兵的身份退伍，没有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显著成就。
战后，他进入医学院学习，但毕业后不久就尝试自杀，这使得他成为波士顿医疗界一个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人物。他与家人的关系极为疏远。35岁那年，他因肺结核住院治疗了14个月。他后来向研究人员透露：「我很高兴自己生病了，这样我就可以在床上躺上一整年。」
另一位年轻人则与卡米尔完全相反。
他名叫约翰·马斯登，是一位成绩出色的学生。马斯登出生于富裕之家，二战期间，他自愿入伍并表现英勇。
战后，他没有顺从父亲的意愿加入家族企业，而是选择追随自己的兴趣，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成为一名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律师，并在婚后开设了一家成功的私人律师事务所。
格兰特研究的设计旨在追求客观性。
研究团队努力避免对参与者未来有可能的成功或失败做出任何预测，以减少主观判断对研究准确性的潜在影响。
然而，在面对卡米尔和马斯登这样的个案时，预测似乎不可避免。
在大家看来，卡米尔似乎注定会陷入抑郁和孤独之中，或者说，他很有可能会自我了断。一位研究者写道：「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注定失败。」
相比之下，科学家们普遍看好马斯登的未来，认为他极有可能会成为他所在社区的领导人物，为家族增添新的荣光。一位研究者甚至评价马斯登是「事业有望成功发展的研究对象之一」。
1954年，也就是格兰特研究启动16年后，研究资金开始枯竭。研究人员只好撰写结题报告，告别这个项目。
故事到这里原本也就结束了。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群年轻的精神病学教授偶然发现了格兰特研究的调查问卷。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重新追踪当年的参与者，向他们发送新的问卷并安排后续访谈。他们原本预计大多数的参与者会继续沿着当年研究结束时的生活轨迹前行。
当他们联系到卡米尔和马斯登时，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当初的假设竟然全是错的。
首先，卡米尔的人生轨迹在研究封停的几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研究人员再次找到他时，他已50多岁，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是其所在教会的一位领袖，还创办了一家专门从事过敏治疗的大型独立诊所，并赢得了整个波士顿医疗界的尊重。
作为一位全美公认的哮喘病专家，他不仅受邀参加各类研讨会，还在电视上接受采访。当研究人员与他已成年的女儿交谈时，她们描述他是一位「出色的父亲」，一位「天生乐于助人的人，能像一个5岁的孩子那样自由地玩耍」。
研究人员恢复格兰特研究的过往程序，开始每两年一次的后续调查。
每次与卡米尔的交谈都让他们感觉，他似乎又更加幸福了。
1994年，时年75岁的卡米尔在调查问卷中写道：「在大家开始谈论并关注机能不全的家庭之前，我就已然出身于一个这样的家庭了。」但是，他接着表示自己已成功摆脱了昔日的阴影，逐渐地「成为一个自在、快乐、善于交际且做事高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