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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天再回头看党锢之祸，我们不仅要充分肯定士人为守节而不避触祸的气概，也要看到其“机失谋乖”的一面，更要如张国刚教授说的要看到：东汉名士标榜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伸张社会的正义，实际上潜伏的是自身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鼓动全社会为自己疯狂，实际上无助于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在看待东汉矫激士风之时，应有的一个维度。
说到这里，可能读者朋友会有疑问了，过去我们所认定的是非标准，是不是就要颠倒过来了？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是非曲直之间的界限，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所谓流氓，可能他却是站在了历史进步的一边；而在所谓正派阵营之中，有些人的有些做派，未必就比他们鄙视的流氓高明多少。
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人性的复杂。刘邦能够约法三章，也是因为他对秦朝暴政下老百姓的遭遇能有同情心、同理心，他懂得人心，安抚人心，这难道不是英雄的作为？项羽虽然是所谓的贵族，但他的作为离老百姓的需求差得太远了。
读《资治通鉴》，会让我们反反复复琢磨类似的问题。曾国藩曾经评论《资治通鉴》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张国刚教授认为，曾国藩能这样评价，是因为这部书不光讲道理，还通权变，即“穷物之理、执圣之权”。权变，就是讲实际操作。一本书不仅能讲道理，还懂得讲操作，那启发意义当然就很大了。
而懂操作，体现的是领导力，这就需要对人性有深刻和准确的洞察。张国刚教授认为，《资治通鉴》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是从具体事情上记述和探究王朝的兴衰，如果非要探究人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比如土地问题、赋役问题等等，自有其道理，但也不能走到推脱当事人责任的地步。
尤其是，在皇帝制度下，本来就没有一个制度化的对最高权力的约束手段。于是，皇帝的行为只能靠皇帝自己来约束，这就是皇帝制度中强调“克己”的重要性。要“克己”，当然更离不开对人性弱点的深刻体认。
争夺大位的道路上充满血雨腥风的唐太宗，之所以超迈古今帝王成为千古一帝，主要体现在他对皇帝本人的品德和作风的探讨和实践。他亲自撰写的《帝范》一书，核心不是如何约束臣下，而是如何克制自己、警示自己。由此，张国刚教授也拿唐太宗和以后的皇帝做对比，指出：让人遗憾的是，唐宋以后的皇帝制度虽然继续发展，但它的发展和完善都是注重于如何控制臣下的方面，无不在驾驭之术上处心积虑，而不愿在皇帝自我约束上动心思。
事实上，纵观过去的历史，我们从一个个政治人物身上看到的是反复出现的如此场景：成功背后不光有所谓的阴谋诡计，更有人性伟大之处的光芒；而失败背后不光有所谓的难以解决的社会政治矛盾，更有人性阴暗之处的弥漫。
就像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晚年闭目塞听。“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有历史学家认为，此时的唐玄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可奈何，但说穿了，唐玄宗说的虽然没有法王路易十五那么难听，但本质上不也同样是专制帝王们的一种自私的侥幸心理吗？普通人有这种心理，影响很有限，但一个帝王有这种心理，那就潜藏着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
说了这么多，其实可以总结成一句话：我们的历史文化教育，恐怕不能是简单地去贴一些道德标签，根据一些过于粗线条的国民性的总结，去找历史上的所谓依据，而需要真正从历史的棋局中体认人性的伟大之处，摒弃人性的丑恶之处。如果我们的历史文化教育变成了权谋术培训班，司马温公地下有知，不知会有多么的痛心疾首。
原文刊于《南风窗》2016年25期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张国刚 著
中华书局
2016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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