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晓松说：“我们乐队啥都缺，还缺主唱，你得唱几句！”老狼坐在晓松家的沙发上就唱了一首《我要的不多》。
我要的不多
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
我要的真的不多
无非是体贴的问候
唱的很抒情，一如他的长相。
晓松后来回忆说：“丫唱《我要的不多》，全是面试套路。
”
接下来就是乐队成立，吉他手、贝斯手、鼓手、主唱都是清一水的大学生。
没有经费，乐器超级烂，吉他和贝斯不超过一百块钱，没有鼓槌，就用刷子把替代，音箱是用电子管收音机改装的。
牛B大音响，由清华“优质妇女”捐出400元生活费购得。没有话筒，主唱声音全靠干嚎。
就带着这一堆废铜烂铁，他们对着女生、对着啤酒、对着青春唱。没事时就跑到北师大、北外、中戏这些男女失调的学校找人茬琴，输了的当场摔一把红棉吉他。
时间久了，“青铜器”有了点小名气。那些年，年轻人愤世嫉俗，以灵魂的名义拍婆。
崔健一上台标准的小脚裤、布鞋，窦唯一上台，满身皮带，手摇一铃鼓，这才叫摇滚范儿。
有一回，青铜器受邀为外交人员的酒家暖场，大家长发披肩上台，大家想这么重要的场合，老狼一定会掷地有声来一句：我们是青铜器。
结果他很羞涩来了句：“我—我—我—我们都是学生！”后面准备打鼓，脸还埋在长发里的晓松，当场就嗝屁了。
这就是老狼，一个永远不会装，装也装不像的人。
这件事让高晓松调笑到现在，一直没忘。
1990年暑假。
海南一歌厅向青铜器发来邀请，老狼和高晓松漂洋过海就去了。
这哥俩只带了单程的车钱、船钱，挣不到钱，恐怕就得游回北京。
到了海南，老狼面试心切，一上台便紧张，一紧张就长高了三个度，高晓松心中直叫坏了！但见那几个“病痨鬼”式的乐手头头也不抬、无比默契地就跟上了B调，救了老狼和晓松一命。
歌厅一晚上唱就挣二十块钱，不唱滚蛋，老狼和高晓松就为了这20块钱拼命的干。
海南酷热，无数个在席子上泼了水还是睡不着的夜，老狼抱着吉他，晓松抱着叫“阿萍”的优质姑娘。
“我们的音乐在海南缺乏群众基础，又坚持不唱粤语流行歌，几天后就被歌厅老板炒了鱿鱼。”
两个人只剩下一张返程的钱，晓松说：“老狼，你先走，别管我，回去告诉同志们，我们没有投降变节，没有唱过粤语歌曲，我们坚持了摇滚乐！”
“放心，只要飞机不掉下来，一定完成任务。”
高晓松：“你丫还要坐飞机。
”
老狼：“没办法，海峡里有台风，所有船全部停了。时间紧，任务急，我得回去上课，航三儿要开学了。
”
晓松不想读书了，对于晓松来说，他不想要的生活，就会立即拒绝，他受不了标配的生活，受不了按部就班地清华毕业，然后国外读博，成为科学家。
至于想要什么，晓松就在路上找，他去了厦门，主业流浪，业余哄厦大一妹妹睡觉。而老狼呢，既然我不知道要什么，那就像大家一样继续读书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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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狼和高晓松
老狼大学毕业，去了一家智利合资公司画电子图、做设计，坐火车全中国跑。而晓松玩得风生水起，开广告公司，赚了很多钱，像个暴发户。晓松膨胀而张扬，老狼落魄而安静。
唯一不变的是青春热血。
1993年，香港大地唱片公司落户北京。晓松被推荐给黄小茂，黄小茂开着拉达车来了，一看晓松开着大林肯，就问：“我该给你多少钱才合适！”
回答：“我不要钱，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让老狼来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