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双方都借助了规模经济的冰冷逻辑。强盗大亨发迹于惊人的创新——对福特来说,他找到的是一种能够将汽油更有效地转化为动力的方式——但是,他们真正的天才是能够“成倍地放大”这些创新以击垮对手。正如卡内基所言:“降价,抢占市场;然后,开足马力”。硅谷的国王们升级了这种思想。盖茨在个人电脑普及之前就已经看懂了这一趋势,他知道财富就来源于为这些电脑制造软件;布林和佩奇深知,他们的搜索引擎能够为广告商创造大量的受众;扎克伯格发现,脸书能够通过让自己进入占世界人口很大一部分人的社交生活而获利。
规模经济曾经允许强盗大亨们一边降低价格,一边提高质量。亨利·福特将其
T
型车的价格从量产第一年的
850
美元降到了
1916
年的
360
美元。到
1924
年,人们只需花
290
美元就能够买一辆好很多的车。硅谷的国王们表演了几乎同样的戏法。扣除质量和通胀因素,计算机的价格在从
1959
年到
2009
年的
50
年间,年均下降了
16
%。一部
iPhone
的计算能力同麻省理工在
1960
年建造的一间房子大小的计算机不相上下。
强盗大亨们曾以自由市场之名指责监管,但是,用“垄断”一词来形容他们的行为是再合适不过了。洛克菲勒曾经对有着过剩合短缺周期的石油行业的“
毁灭性竞争”表示后悔,并着手确保供应的连续性。创建于
1882
年的第一家托拉斯——标准石油的最初目的是劝说对手放弃对他们公司的控制,以换取一个有收入保障和舒适的生活。“标准石油是一位仁慈天使,她在从天而降的同时告诉我们:‘进入方舟,交出你们的破船。一切风险都由我们来承担。”他曾经这样写道。
之后,其他的强盗大亨也开始效仿洛克菲勒的做法。尽管
1890
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将这些“设备”视为对自由贸易的抑制而加以明令禁止,但是,大亨们或是让这项立法失去了效力,或是用另一种掌控设备——控股公司绕过了这项法案。到
20
世纪早期,托拉斯和控股公司持有将近
40
%的美国制造业资产。美国商业史学界的元老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曾将内战后的
100
年概括为“
10
年的竞争+
90
年的垄断”。
硅谷的国王们的垄断相对容易一些。他们有时会置法律于不顾——谷歌和微软之所以饱受批评,是因为他们缔结了非正式的协议以防止偷猎战争——但是,一项网络服务会因为客户增加而变得更有价值的网络效应意味着,他们的业务仍然往往更加倾向于垄断。在数字世界中,其他的选择常常意味着消亡。正如贝宝的创意创始人皮特·泰尔在《从无到有》中所言:“所有失败公司都时一样的:他们没能逃脱竞争。”
对这两群人来说,结果都是史无前例的权力集中。一个世纪前,大亨们牢牢地控制了交通和能源。如今,谷歌和苹果总共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