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哀悼的不是余光中，而是神话后的乡愁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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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家、诗人余光中去世了，这位人生大起大落的文学家，经历过造神，死后又被“造”了一把。

他的去世引起国民热议，台湾“联合新闻网”一发出，澎湃、环球网、中新网、凤凰新闻等国内媒体便立即转载，网络卷起“云乡愁”。

今天下午，上网的各位想必都读到《乡愁》和《李白》的诗句，比如：“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等，目力所及，标题也多与此有关，如《诗人余光中逝世：“白首重来似故乡”》《余光中 | 祭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著名诗人余光中去世，不忘的是乡愁》等。 乡愁、诗人成为了两个大写的符号，重重地压过逝者所做的其他一切，被缅怀的不是余光中，而是一个“乡愁诗人”。

这让我想起杨绛去世的时候。有人把“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安在她的头上，再通过《我们仨》及一切事关家庭的语录渲染杨绛的“释然”，还有她与钱钟书的“美好婚姻”。杨绛去世，由此在舆论场形成一个清淡不争的符号，她的文学作品被集中谈论的也只是《我们仨》，而不是《洗澡》《干校六记》等。在公众的视野中，杨绛被作为一段佳话的组成部分。多年前，钱钟书评价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当人们提起杨绛，却往往只重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妻子，不过是杨绛众多身份的一种，看待一个女人，一位文学家，如果首先看待的是她身为妻子的品德，实在过于偏颇。

从钱钟书到杨绛，再到如今的余光中，我们历来反对造神，但名人去世，舆论场还是在造神。

造神之处必有反转，人无完人，个人的得失是很难被神的光环遮掩的。于是，不到半天，舆论场就出现另一幅图景，那就是对余光中“历史问题”的讨伐。一些历史文章，如知乎里的《台湾民众如何看待余光中》、同济大学新闻网的《余光中的“历史问题”需要追究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教授赵稀方的文章《是谁将“余光中神话”推到了极端？》都被翻了出来，剑指余光中在上世纪70年代“唐文标事件”和“台湾乡土之争”时期的言谈举止。

其中，最大争议在于《狼来了》一文，这篇1977年8月20日发于《联合报》的檄文含有对台湾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一时间文坛震动，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聪等人纷纷发文与余光中抗辩。此事成为余光中一生的“难言之隐”，也左右了台湾文艺界对他的态度。

于是，与大陆国民沉湎哀思截然相反的是台湾文艺界的表现平静。一些人士出于尊重，尚且抒发哀悼，但更多人却选择了沉默。在历史界，不少学者则通过转发“历史问题”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他们看重的是余光中的政治主张与态度转变，有学者如是说 ：“喜欢余光中的就跟他走；热爱陈映真的，也跟着他走。我选择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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