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67年，刚刚访问了日本和中国的科耶夫飞抵西德，当兴冲冲的左翼学生领袖问他怎样干革命的时候，科耶夫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学好希腊语。”
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学希腊语，没有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
左翼学生终究没有学好希腊语，他们在学“三马同槽”：
马克思
、
马尔库塞
和
毛泽东
（3M）。
戈达尔电影《中国姑娘》，
三个巴黎大学生学《毛选》
从人口统计学上看，1968年的造反运动正好是战后“婴儿潮”的自然反映：由于战争的结束，人口迅速恢复，在1945-1950年间，大量新生儿出生，而到了1968年，这批婴儿潮就恰好处在了18-23岁的区间。由于这批年轻人数量最多，此前的公共服务没有考虑到如此之大的承载量，就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工作岗位不够，许多年轻人毕业即失业；又比如，大学宿舍床位不够，每所大学都显得拥挤不堪，设施陈旧、环境脏乱差；再比如，年轻人没有打炮的地方。
战后法国人口激增
1946-1970年间，总人口数增加了逾四分之一
68年年初，法国青年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来到南泰尔大学（虽然叫南泰尔，但却是位于巴黎的西郊），出席学校一座游泳池的落成仪式。这位部长可能也是闲，盖个游泳池都要来剪彩，一剪就剪出事来了。一位著名的学生造反头子，人称“红毛丹尼”（但当时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美称）的丹尼·科恩-邦迪质问部长：为什么从来没有考虑过大学生的性需求问题？部长指着游泳池答道：你们可以跳到游泳池里疯一疯。
电影《霸王别姬》里，英达饰演的那爷指着上街的爱国学生说：这些年轻人火力壮，又没钱找姑娘，您总得让他们有个地方煞煞火不是？
那爷都懂的道理，这些官僚却不懂。自古以来，年轻人没地方煞火，都不是小事，弄不好就麻烦大了。
193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文明及其不满》。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一切人类文明在本质上都来自性压抑：通过发明各种性压抑的技术（如道德、宗教、婚姻制度），让文明中的个体始终处于“欲求不满”的状态，从而使其为文明所用（如科学研究、艺术创作）。但虽说如此，弗洛伊德却知道话要留三分，他只是试图揭示文明背后的这一机制，但在他看来，必要的性压抑对于文明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但弗洛伊德的后学，“西马”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则不这么想。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同一年，马尔库塞出版了他的《爱欲与文明》，在这本书中，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推到了激进左翼的立场上，发明了他的“爱欲解放论”：过往的一切文明都建立在性压抑的基础上，如今真正的解放就意味着性压抑的彻底废除，人类（在这里等于年轻人）在纯粹的爱欲中实现完全的自由发展。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
值得一提的是，马尔库塞的著作出版一年以后，
列奥·施特劳斯
出版了他的讲稿
《论柏拉图的》
，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也针锋相对地谈论爱欲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这正是想要拨青年造反运动之乱，饱含着施特劳斯的苦心孤诣。
或许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此立场不同的两个人，却是源出一门同门师兄弟。在他们的身后，是被称为“20世纪哲学之王”的海德格尔。
在1927年出版的
《存在与时间》
中，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方法来分析存在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被称为“此在”的人不是自然而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由于深刻地处在它的“在世性”之中，人丧失了向着一切在世存在去敞开自身的无限可能性的机会，而陷入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境地，在“大家伙儿”中泯然于众人，这被海德格尔称为“沉沦”。人要摆脱沉沦的生存境况，就应当朝向未来和死亡而“活出自己来”。虽然海德格尔的思想远远比此丰富和深邃，但经过几轮倒手和重述之后，他的复杂哲学就变成了一种十分清晰而决绝的存在主义信念，并深刻影响了战后的一代法国年轻人。
在笔力千钧的《西西弗神话》和《局外人》中，加缪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存在主义的悲剧英雄
：即使我所做的和我相信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也要在我自己的一己存在中勇敢地向着这个虚无、荒诞和不公的世界发起堂·吉诃德式的挑战。“世人终将找到荒诞的醇酒和冷漠的而包来滋养自身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