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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那以后，蒋先生的摄护腺(即前列腺——编者注)也出了问题，我们找了一个西方公司的海军泌尿科上校替他开刀，但那医生刀也没开好，使得蒋先生后来老是有小便出血现象，对心理打击很大。有几次军事训练安排好让他去检阅，但临出门时他又因小便出血而决定不去。有时他坚持要去，回来以后心理上却更疲倦。所以摄护腺手术后，蒋先生的身体状况更不如前。
我记得有一次在日月潭，蒋先生找我进去问话，当时我便发现他讲话不大清楚，有点小中风的样子。于是我找了卢光舜，向他说明情形，并决定要找神经科医师来为蒋先生看病，后来便找了王师揆来。
蒋先生一直很喜欢中兴宾馆，那地方地势又高，房子又大，夏天十分凉爽，风景也十分优美。但那地方风水不好，"总统"每次一去便生病回来。有一回他出去散步，突然在步道上就走不动了，还是我们拿了把椅子才把他扶回来，这表示他的心脏确实有问题。那时我与陈耀翰、卢光舜及王师揆四人便开始考虑他是不是需要住院。
有一天陈耀翰与卢光舜正好不在，只剩我与王师揆两人，蒋先生突然觉得不舒服，便找我进去。我进去后他说觉得气闷，我便告诉他："‘总统’恐怕需要住院了。"当时他马上说："好，我去住院。"就在王师揆下楼打电话先行准备时，老先生突然一下子站不牢，整个人瘫了下去，正巧头靠在我的手上，我立即警觉，准备针药替他打针急救。
那副针药是个救急的药，极具危险性，我在打之前也曾考虑是否真要替他打那一针，假如打的话可能发生副作用，先生便可能死在我手中；但若是不打，先生也可能过不了眼前这一关。当时形成一个很紧急的状况，我最后决定要替先生打针，打完以后他的情况确实慢慢地变好。那时王师揆电话也打好了，上楼告诉我医院方面已准备好，我告诉他："准备已经不需要了，因为我们不能去了，只能在这里治疗。"于是我们便把中兴宾馆当成临时医院，将所有医疗器材全部运来。当时的医生除了我、陈耀翰、王师揆、卢光舜四人外，还把"荣总"几位专科主任都请来，扩大成十二人的医疗小组。
但因蒋先生心脏方面的问题愈来愈危急，我们大家都想："是不是有必要到国外请一位专家替先生看病？"后来经国先生也来了，我们便与他商量到国外聘请专家之事，并推卢光舜到国外寻找。当时我们并没有设定要找某一位特定人才，但卢光舜一到美国，便巧遇当时已被内定为全美心脏医学会会长的余南庚(人称Paul余)，也是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心脏科主任。我们与他相谈之下，发现他又是中央训练团出身，是蒋先生的学生，还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许多渊源之下，我们决定请余南庚回来为蒋先生治病。
余南庚来的时候，我们倒还没想到蒋先生的心脏疾病有那么严重，只是想在心脏科方面多增人才以利研究。没想到后来先生的心脏情况愈来愈差，非但血压很高，连呼吸都很困难，晚上也不能睡，脚也肿了起来，仿佛有些心脏衰竭。余南庚便为先生做了一次整体检查，我也找了一位专业化验师到山上来，每天替先生验血、验小便。那时蒋先生许多琐碎的事情(如指挥武官等)都由孔二小姐(孔令伟)来处理。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会，Paul余开始时都采用一些很剧烈的药，那药都很有效，差不多一用下去便可立刻看到蒋先生情况一天好过一天。经国先生与二小姐每天早上都参加我们的医疗汇报，不过他们两个都不讲话。全部的医生共分成四组，两人编成一个班，内、外科各一人，二十四小时轮班，另有四个心脏科随时接应，余南庚则担任整个系统的领导，每天主持医疗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