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富不过三代”是资本家的失败，但却是资本主义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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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经典作家在他的浮雕作品上刻画出资本主义的一个侧面，读者需要也只有从这些不同的侧面才能把握资本主义的实质。

与道德含义上的分歧形成对照，学者们接近一致地将 资本主义无休止的创新归因于私有产权的强大激励，以及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 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资本主义变成了一架创新的永动机。超额利润的意义不再局限于个人和家族奢华生活的享受，而在于满足创新的巨大资金需求，承担创新的巨大风险。企业唯有持续不断地创新，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逃脱被淘汰的厄运，诚如熊彼特所论述的，创新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业务，而是关系到企业生死盛衰的头等大事。

从早期的远洋贸易、工业时代的铁路与石油，到科技时代的研究与开发，超额利润的获取充满了风险。 投资和产品出售之间存在着时间差，冒险家无时不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煎熬之中，如果远洋船只被暴风雨摧毁，倘若地下打不出石油，或者新产品不被市场接受，暴利预期等来的将是惨重的损失。高风险要有高回报补偿，与其他经济形态不同，资本主义的特点是纯粹为利润而非消费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而经营，用钱生钱，钱不仅是手段，也成为了目的，“为伊消得人憔悴”，必要时甚至可以赌上身家性命。

超额利润来自垄断， 熊彼特赞扬市场上的“自然”垄断，视其为创新必需的引擎和孵化器，布罗代尔则抨击官商勾结的人为垄断。发达市场经济的历史似乎支持了熊彼特的垄断必要论，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历证明布罗代尔的担忧并未过时。

虽然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为资本主义所必需，这两个要素也早已出现， 为什么现代工商文明迟至十八世纪下半叶方在英格兰开花结果？

根据韦伯的研究，经过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精髓——个人主义的经济理性逐渐在西欧成为主流，士农工商的社会层级逐渐瓦解，商人在松动和衰败的封建结构中崛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从另一角度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十七世纪的宪政革命创造了新的生态环境，在法治化的私人产权保护下，商人的理性经营指向了资本积累、技术与组织创新，即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创富型资本主义”。

中国古代商人同样具有经济理性，盈利的冲动引导他们将资源投入维护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滋生 “寻租或分利型资本主义”。

创富还是分利，经济理性永远选择阻力和成本最小的道路， 政治制度就成为十字路口上的资源流向的指挥灯。 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拓展离不开政治变革，诺斯的见解应该说较韦伯的更为深刻。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不仅商人做着资本主义的发财梦，底层人士也可以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到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尽管塔顶只能容纳少数人，通道始终对所有人敞开。如果商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还依赖家族的遗产和荫庇的话，上个世纪的工业大亨和当代的技术新贵很少出自商贾世家，他们自己的人力资本，也许还有运气，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石油巨头洛克菲勒从学徒干起，科技奇才乔布斯出生即遭遗弃，养父母是蓝领工人。不仅富贵可自寒门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家的后代往往风光不再，快速更新的技术令父辈的辉煌企业转眼间变为明日黄花。

“富不过三代”是资本家的失败，却是资本主义的成功。 产品、技能、知识、思想都可转化为资本，“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创新和创业不问出身、人种、贫富、地位高下，只要具备增值潜力就可走上资本的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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