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岛泰三在“前言”中讲述了撰写该书的起因和想法，不但令我感动，而且觉得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历史研究的缺失。在日本1968年的学生抗争运动和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1月18、19日的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发生时，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该事件在日本引起巨大震动。但是，作者认为那些身处安田讲堂内的青年学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却被忘却了，前后一年多来自东大和日大的学生如何最后走到这一步的原因和历程也几乎没有被作为历史事件来论述。这是有点出乎意料的。
二是据作者所述，当年这些学生在三十六年来一直因各种原因而保持沉默，这在日本的言论出版语境中似乎也是难以理解的。甚至很多相关人士对作者出版本书也怀有疑虑，似乎对于当事人来说，重新论述该事件是被作为一种禁忌，存在着沉重的意含和巨大的压抑，隐藏着人性的深层本质。作者最终意识到：“作为当年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留在安田讲堂里的人，将事实公之于众，难道不是一种义务吗？然而，在1969年至今36年已经过去的现在，当年处于同一战线的战友没有留下任何证言而自我了断的事件屡次发生。因此我决定撰写本书，记录应当被讲出来、传下去的史实。”这的确是一段必须写出来的历史，既是因为“那次事件，对于我们来说，曾经是以命相搏的斗争”
（第4页）
，也是为了追问“这在日本青年运动史上，是空前的事件。那么，这种事件为何会发生？”
（第5页）
三是作者在“前言”中提到佐佐淳行以“卑怯者”来描述安田事件中的全共斗形象是不真实的，但是没有展开论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该书译者在书后的附录《1969：安田讲堂的陷落》（写于2008年5月）对此讲得很清楚，这个佐佐淳行就是在1968年1月18日指挥警察机动队进攻安田讲堂的警视厅警备第一科科长，他在1993年出版了自己写的《东大陷落——安田讲堂攻防战72小时》
（文艺春秋）
。可想而知的是，“尽管佐佐淳行自称追求‘客观’，但在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于警察和体制一方的前提下，无论怎样追求客观，也只能是单方面的客观。一本《东大陷落》，主要是在阐释国家暴力的合理性。这种阐释集中体现在对承担镇压任务的警察机动队的叙述”
（284-285页）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本《东大陷落》应该是第一本将安田讲堂事件作为“历史”来叙述的书。“佐佐淳行提起笔来的时候实际是在抢夺话语权，从‘体制一方’对安田讲堂事件进行历史定位……于是叙述行为本身成为他第二次对青年学生施行暴力的形式，不同在于第一次是使用机动队，而这一次是用笔。”
（285页）
说得很精准、很深刻，历史叙事的话语权经常就是一种暴力，而更令人唏嘘的是岛泰三所讲的当年那些参与运动的学生没有留下任何证言就自我了断的事件屡有发生。
其实早在1969年就有一些学生编辑的实录资料在日本出版，如北明书房出版的日本大学全学共斗会议编《青春寄托于街垒——日本大学斗争实录》
（1969年，责任编辑：田村正敏）
、三一书房出版的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斗争委员会书记局编《叛逆的堡垒——日大斗争之记录》（1969年）和亚纪书房出版的东大斗争全学共斗会议编《记录东大斗争——在堡垒中开创我们的世界》（1969年）等。问题是历史研究性质的著述却不知为何迟迟未见，岛泰三的这本《安田讲堂 1968-1969》的出版比《东大陷落》也晚了十二年，他说“这本书，就是从安田讲堂内部审视那次事件的人提供的历史证言”
（前言，第5页）
。他以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亲历的事件过程和记忆中的强烈感受以及日后来自各方的证词重现了历史现场与青年学生个体生命的真实形象。更应该强调的是，岛泰三的这部安田讲堂事件实录彻底驳斥了警备科长佐佐淳行的“合理化”的“历史”叙事。
从世界视角来看，日本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与越南战争、共运和欧美国家的学生运动均有紧密关系，是六十年代世界政治动荡与民主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日本国内来说，二战后日本的崛起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民主化改革的进程，通过修改宪法，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实行“民主化”改革；二是在经济领域中经历了从恢复到高速增长的经济崛起过程，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正当日本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之时，大学教育体制僵化、财务管理混乱、医学生实习制度不公、美军基地与越南战争的关系等诸多矛盾也随之暴露出来。因此出现社会民主抗争运动的高潮期，前后以1960年的“安保斗争”和1968-1969年的东京大学学生运动为最激烈的斗争高峰。日本的学生们为了反美反越战、反安保条约以及要求校园民主化等，发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